1935年，铁腕老大斯大林抽空回老家看老妈。老母亲不关心他多威风，憋了半天问一句：你到底当啥官？
斯大林走进房间时，凯凯正坐在床边，手指摩挲着粗糙的床单。她看了儿子一会儿，没问国家大事，只轻声问：“索索，你到底当啥官？”
他沉默了几秒。外面警卫的皮靴声隐约可闻，远处传来专列蒸汽机的余音。他俯身，用格鲁吉亚语低声说：“妈，你记得沙皇吗？”
老人点点头。
“我现在做的事，差不多像沙皇。”
凯凯垂下眼睛，手指停住了。过了半晌，她抬起头，眼神里没有骄傲，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要是这样，”她说，“当初还不如让你好好当个神父。”
斯大林站直了身体。他没法解释大清洗的部署，也没法说明政治局会议的议程。那些文件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上，等待他的签字。可在这里，衡量他人生的尺子只是一件黑袍。
他离开前，从大衣内侧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床头柜上。“这里有些钱，你需要什么就让护士去买。”声音很平，像在吩咐下属。
凯凯没看信封，只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斯大林没回答。他转身，皮靴踩过木地板，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回莫斯科的专列上，他让秘书发报：批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清洗名单。电文发出后，他独自坐在车厢里，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田野。他突然想起神学院的地下室，那里潮湿阴暗，他借着烛光读《资本论》，把圣经压在下面当垫板。
五年后他被开除时，母亲没骂他，只是把叠好的黑袍收进木箱，说了句：“你自己的路，自己走吧。”
现在他的路通往克里姆林宫，也通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1937年夏天，凯凯病危的电报送到他桌上时，他正在签署一批新的处决令。笔尖顿了顿，他叫来助手：“以我的名义送个花圈，要最大的。”
花圈送到第比利斯时，葬礼已经结束。挽联上写着“致我亲爱的母亲”，落款是“约瑟夫·斯大林”。
他没回去。不是不能，而是那条路一旦选错——或者选对——就再也回不去了。母亲要的是穿黑袍的儿子，不是签死刑令的领袖。
同年秋天，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学校作文里写“我的父亲”。老师批注：请更多描写领袖的崇高品质。她把作文纸撕了，没再重写。
很多年后，有人在那座旧宫殿的床头柜抽屉里，找到那个未拆封的信封。里面是崭新的一叠卢布，足够一个神父十年的薪水。
但凯凯至死没动过。她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和钱无关，和权力无关，只和一件她没等到他穿上的黑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