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站在门边，目光扫过长桌两侧。勃列日涅夫没有抬头，继续翻着面前的文件。柯西金清了清嗓子，说：“坐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些事需要讨论。”
赫鲁晓夫走到桌前，没有碰那把空椅子。他伸手从勃列日涅夫面前抽走最上面那份文件。是明天即将见报的新闻稿样本，标题已经印好：“苏共中央全会公报”。正文第一段明确写着，根据健康状况和个人请求，解除他的所有职务。
“我的健康没问题，”赫鲁晓夫把纸推回去，“谁起草的？”
苏斯洛夫从文件袋里取出另一份材料，递过来。“这是今年玉米收成的最终报告。你七月在黑海边的讲话里，预测产量是去年的两倍。”报告末尾用红笔标着实际数字：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七。
赫鲁晓夫翻了几页，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农业问题。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两个穿便装的人影在毛玻璃外停住。
勃列日涅夫终于开口：“下午三点召开中央全会。你可以参加，也可以现在签字退休。签字的话，保留别墅、汽车和退休金。”
“如果我参加全会呢？”
“那么全会将根据主席团的提议进行表决。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过程不同。”
赫鲁晓夫看着窗外。院子里的国旗还在原来的旗杆上飘着，但升旗的士兵换成了陌生面孔。他想起昨天在黑海边接到的电话，说莫斯科有紧急会议，需要他回来主持。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就像过去十年里的任何一次工作汇报。
他转回身，问：“我儿子呢？”
“他还在工厂上班，”柯西金说，“只要你不把事情闹大，他的工作不会变。”
赫鲁晓夫点点头，从内袋掏出钢笔。他没有在递来的退休文件上签字，而是在玉米产量报告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我服从中央的决定。”然后把报告还给苏斯洛夫。
下午的全会只开了四十分钟。当主持人宣布主席团的提议时，赫鲁晓夫坐在台下第一排。他数了数举手的人数，超过四分之三。表决通过时，会场里没有人看他。
散会后，他的专车停在老地方。司机还是那个跟了他八年的上尉，但副驾驶座上多了一个穿军便服的人。车子没有直接开往别墅，而是先绕到列宁山，在观景台停了五分钟。那个军人说：“这是上面的意思。让你最后看一眼莫斯科。”
赫鲁晓夫看着窗外的城市。远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十月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模糊。他想起1953年自己从这里出发去参加斯大林葬礼时的情景，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
车重新启动后，他问：“我的警卫撤了？”
副驾驶座上的人回答：“别墅周围会留一个班，为了您的安全。”
回到别墅时，客厅的电话线已经断了。书房里，几个档案管理员正在清点文件。他们动作很快，把一摞摞材料装进标着编号的纸箱。赫鲁晓夫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卧室，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
这是他从1957年反党集团事件后开始记的，里面没有国家机密，只有每次重大决策后他自己的反思。他拿着本子走到壁炉边，打开铁盖子，把本子丢进还有余温的灰烬里。纸张卷曲起来，边缘变黑，最后窜起一小簇火苗。
第二天早上，收音机播报了中央全会的正式公报。赫鲁晓夫坐在餐厅里听完，起身关掉了收音机。窗外，两个士兵正在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其中一人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又立刻低下头继续干活。
他走到书房的窗前。昨天还堆满文件的桌子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台绿色的台灯和一本翻开的日历。日历停在10月14日，旁边有他度假前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回来后再讨论古巴的农业援助方案。”
他拿起日历，把那一页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握在手心里。纸团很小，很轻，像一片干枯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