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阚朝玺为报张作霖知遇之恩，先后联络汤旅十二位营长焚香宣誓，表示尽忠报效张作霖，拒绝汤的指挥。

十二个人，轮流走进来，跪在香案前。

那晚外头什么天气，没人留下记录。但屋里发生的事，阚朝玺全程守着。十二个人都是汤玉麟旅下面的营长，各自焚完香，开口发誓，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效命张作霖，汤的调令，不认。

组织这一切的是阚朝玺。他站在边上，看每个人把话说完，走出去，下一个进来。十二个人，一个接一个，都走完了这套程序。

做这件事之前，阚朝玺想必清楚，这种事终归瞒不了太久。但他还是做了。

要说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得先把张作霖这个人摆出来。

张作霖在史书里通常是"乱世枭雄"四个字，但这四个字遮住了很多细节。他早年在辽西那片地方打转，手里积攒的本钱，不是兵多将广，是一套识人的眼力。

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可以信，哪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有用，他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早看出来。收人不问出身，但对人有自己的判断，这是他起家的真正底子。

阚朝玺投到张作霖麾下的时候，身上没多少值得说道的资本。

家底薄，背景浅，在那个年代就是个谁都不认识的人。是张作霖看出来他有几分真本事，收了，给了他一个站得住的位置，也给了他继续往上走的机会。

没有这个开头，就没有阚朝玺后来那些年头。

这就是所谓知遇之恩。在民国年间，这四个字不是客套话，是真实的债务。

阚朝玺欠着，他记得。

跟着张作霖走了这些年，阚朝玺见过的事不少。他清楚张作霖怎么从辽西走到奉天，知道那些看着牢固的同盟背后各有各的打算，也摸得清楚汤玉麟在整盘棋里处于什么位置。

汤玉麟和张作霖，是一对说不太清楚的关系。

两人都从绿林出来，早年一起扛过事，招安之后又捆在一起往前走了很多年。但随着张作霖的地盘越来越大，这段关系里开始出现一些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东西。

汤玉麟手底下有自己的人马，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是甘心长期在别人阴影里待着的人，这一点张作霖清楚，汤自己也清楚，彼此都心照不宣。

这种关系能维持，是因为有共同利益在撑着。一旦利益的格局动了，裂缝就会变得可见。

1916年是个很要紧的年份。袁世凯在那年六月死了，他撑着的那个格局就散了。

北洋的各路人马开始各自找方向，整个中国陷入一种说不清楚往哪里走的状态。

张作霖这一年的压力很大，奉天要稳，省外的变数要防，身边这些力量更要拢住，任何一块出了岔子，后果都很难收拾。

就是在这个当口，阚朝玺动了手。

十二个营长是怎么被一个个联络到的，留下来的记录不够详细。但能做成这件事，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每个人心里要有真实的倾向。

把自己摆在对抗直属上官的位置上，不是随随便便能做的决定。

阚朝玺在动手之前，必然已经对每一个人做过充分的评估，知道谁在内心里早就把自己认定为张作霖的人，知道谁对汤玉麟有不满，知道谁的态度还需要说服。

走到最后的这十二个人，想必都在各自心里想清楚了。

其次，接触的过程要足够隐秘。汤玉麟手下不是没有耳目，十二个营长分批接触，每一次谈话都不能留下太明显的痕迹。

阚朝玺要在正常的人情往来里把该说的话说完，不让旁人看出这背后有什么统一的部署。

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从开始联络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在香案前发完誓，中间消耗的时间，不是几天能算完的。

焚香宣誓这套仪式，是那个年代武人之间处理重要承诺惯用的方式。

白纸黑字太危险，落下来就是罪证；纯粹口头承诺约束力不够，事后可以说没说过。香案前的誓言处于中间位置，有仪式感，有当场的见证，但不留下书面证据。

这是从绿林规矩里传下来的东西，张作霖用过，汤玉麟也用过，圈子里的人都懂这意味着什么。阚朝玺选了一套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把事情做得清清楚楚。

张作霖后来知不知道这件事，现有记录里没有直接说明。

但从他对阚朝玺后来的安排来看，大概率是知道的。张作霖这个人，对于下属主动替他经营的事，不管事先有没有授意，都会看在眼里，记在账上。

他从来不是对下面发生的事装作看不见的那种人。

汤玉麟那边是什么反应，各路说法不一致。

有说法认为汤后来掌握了部分情况，但没有直接翻脸，因为十二个营长的态度摆在那里，翻出来只会让双方都难看。

另一种说法，汤当时未必知道全貌，只是感觉到下面的氛围变了，但找不到确切的把柄。

两种说法都站得住。汤玉麟不是糊涂人，在东北那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有些事感受得到，只是选择了另一种处理方式。

阚朝玺在这件事之后，在张作霖体系里继续有所作为，没被汤玉麟以什么名义整下去。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些什么。

参考来源：
张德良、周毅著《奉系军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