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对年轻时候的毛主席的外貌是这样说的：个子真高，长得还很出众，大家都看呆了。

1956年秋，长沙一中的收发员拿着个薄包裹找到李淑一，说像是旧书。她拆开一看，是几本早期的《湘江评论》。最上面一本的扉页有签名，她认出是柳直荀的字。她没翻开细看，直接从桌下摸出火柴。老收发员一愣：“李老师，这是旧报纸，烧了？”

李淑一划着火柴，火苗刚舔到纸角又停住。她垂着眼看了几秒，最后还是吹灭了火，说：“算了。”她把那几本刊物一卷，塞进了自己常用的布袋子里。下午第一节没课，她提着布袋出了校门。

校门外老街上有个推车卖烤红薯的，摊主是个断了条胳膊的老汉，用半截胳膊压着炉盖。李淑一常来买，熟了。她站着等红薯烤透时，瞥见布袋侧面被戳破个小口，那本《湘江评论》的一角露了出来。

老汉麻利地包好红薯递给她，顺着她目光也瞧见了那纸角。“李老师，您这袋里是旧书吧？年头怕不短了。”他压低声音，“上个月那边旧书摊，有人收这个，摊主报了。您要留着，当心些。”

李淑一道了谢，把红薯和布袋都抱在怀里，往回走。走出一段，回头看见老汉已经推着车拐进了另一条巷子。她没回宿舍，径直去了教学楼后面的锅炉房。那里僻静，只有一个老校工看着，这会儿正打盹。她找了个靠墙的角落，蹲下，从布袋里抽出那几本刊物。

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刚好照亮封面模糊的铅字。她指尖抚过日期，那是1919年。她记得这个年份。那年她还在福湘女中，杨开慧夜里抄写东西，就抄过这上面的文章。油墨味，混着半截蜡烛的青烟，仿佛还在鼻尖。

她正出神，背后忽然响起学生的大嗓门：“李老师！教务处找您！”她一惊，本能地把刊物往怀里一掩，又立刻觉得这动作突兀，索性抽出一本，摊开在膝上，抬头应道：“知道了，就来。”

那几本刊物，她最后没烧，也没带回宿舍。她趁天黑，绕到学校后墙根，那里有几块松动的墙砖。她撬开一块，把布袋整个塞了进去，再仔细把砖原样推好。墙根湿漉漉的，沾了她一手青苔。

这事她没对任何人提。讲课，批作业，和学生谈心，日子照旧。只是偶尔路过那截后墙，脚步会不自觉慢下半拍。

那年初冬，学校组织教师体检。李淑一查完出来，在走廊长椅上坐着休息，听见两个年轻教师在嘀咕，说图书馆清理旧书，清出一堆民国时的老课本和杂志，不知道怎么处理，怕惹麻烦。一个说：“干脆上报，让人拉走。”另一个说：“报上去？那谁知道会牵连出什么。”

李淑一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襟，走过去，语气平常地问：“你们说的那些旧书，现在在哪儿？”两个年轻教师吓了一跳，忙说还在图书馆地下室搁着。

她点点头：“带我看看。”

地下室里堆着不少蒙尘的旧物。她一眼看到角落里那捆用麻绳扎着的书刊，走过去，蹲下身，抽出最上面一本。不是《湘江评论》，是《新青年》。她翻开，扉页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字迹。

“就这些了？”她问。

“就这些了，李老师。”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都是旧教材，没什么要紧的。你们找个时间，搬到锅炉房烧了吧，省得占地方。”

两个年轻教师松了口气，连忙答应。

几天后，李淑一悄悄去了后墙根。夜里风寒，她蹲下身，手指摸索到那块松动的砖。抽出来，伸手进去，摸到了那个粗布袋子。她把袋子拿出来，没打开，抱在怀里捂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不远处的池塘边。池水映着一点稀疏的星光。她蹲下，将布袋轻轻浸入冰冷的池水中，看着它慢慢沉下去，直到水面恢复平静。

她站起来，手在衣襟上擦干，转身往回走。影子在石板路上拖得很长，像一道沉默的墨迹。她想起那年文化书社里，那个穿着灰布长衫、袖口沾墨的高个青年抬头一笑的模样；想起清水塘的黄昏，那锅红薯粥咕嘟咕嘟的声响，和蹲在灶边喝粥时，心里那股暖烘烘的热气。

那热气，原来一直都还在，藏在最底下，没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