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刘伯承就发了火：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这句话分量是极重的，彭德怀所指的，是红军长征时期的一段旧事。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校长的红军学校受训。

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就是其中之一，他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作战勇敢，但文化程度不高，性格刚烈，争强好胜。

入校后，余天云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余天云把争执升级到了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余天云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这个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折了面子。1936年4月，部队行至丹巴大金川激流时，余天云趁大家不备，从高崖纵身一跃，溺水而亡。

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毛泽东后来对此只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分歧，远不止余天云这一件事。

1930年，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先后写了许多文章批评“游击主义”，指责游击战会使红军打不了大兵团集群作战的硬仗。彭德怀对此十分恼火，认为他脱离实际。此后两人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酿成误会，纠葛渐深。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受命创办南京军事学院。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这是全军第一个包括各军兵种的规模最大的高级军事学府，聘请了2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参与教学。在他的带领下，学院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

然而，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生搬硬套苏军制度。南京军事学院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学员每天上午连续学习6个小时，晚上加班学，感到非常疲劳。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被学员称为“三堂会审”。

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成为这场运动的“重灾区”。

1958年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议揪出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当时正在外地治病，接到军委指示后抱病赴京。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过态度就可以了。”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但刘伯承坚持要参加，他明白自己在工作中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必须给组织一个交代。他整理好材料，带病参加了会议，主动在会上作了检讨。

刘伯承发言完毕，台下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里，有敬重，也有心酸。

这次会议之后，刘伯承的病情开始恶化，不得不留在医院休养。1959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进行人事调整，刘伯承离开了部队，带着家人回到了北京。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批判刘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