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香港。18岁的载沣穿着清廷官服，坐在港督卜力旁边。卜力穿西装，拿礼帽，腿翘着。
载沣的手指在官服袖口里蜷着，指甲掐进掌心。船刚在香港靠岸，德国使馆派来的翻译已经等在码头，说德皇威廉二世在柏林等着他“正式表达歉意”。翻译用的是德语，载沣听不懂每一个词，但听得懂那个语气。
港督府的会客厅里，卜力跷着腿，用英语对身边的秘书说：“看，一位亲王，像个精美的瓷器，被送来送去。”秘书笑了笑。载沣身后的随行官员低着头，没人翻译这句话。载沣看着窗外维多利亚港的英国军舰，忽然开口，用中文对卜力说：“总督阁下，柏林冷吗？”
卜力愣了一下，通过翻译回答：“冬天，很冷。”载沣点点头，没再说话。他想起离京前，慈禧太后在帘子后面的话：“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脸面可以丢，膝盖不能软。”
船再次启航，穿过印度洋、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浪大时，载沣吐得昏天暗地。随行的老太监拍着他的背，小声说：“王爷，到了柏林，您就按礼部拟的章程办，跪一跪，说几句，就过去了。”载沣擦掉嘴角的污物，看着舱外漆黑的海：“章程里写了要跪？”
老太监不敢答。章程里确实没写跪拜，只写了“觐见德皇，呈递国书”。但所有人都知道，克林德死了，德国人要的就是大清亲王这一跪。
船抵德国。柏林街道整洁，建筑威严，行人看见他们这一队穿着奇异官服的人，纷纷驻足侧目。载沣被安排在旅馆，德国礼宾官员来交代流程：次日进宫，先由翻译宣读谢罪国书，然后载沣需向德皇行鞠躬礼。官员顿了顿，补充：“依据欧洲宫廷礼仪，觐见君主时，需单膝触地，以示尊敬。”
随行的清朝官员急了，争辩说大清亲王从未向外国君主行跪礼。德国官员面无表情：“这是德皇陛下的要求。否则，觐见无法进行。”
那晚，载沣房间的灯亮到半夜。他推开窗户，柏林冬夜的寒气灌进来。他想起离京前最后一次见兄长载湉——也就是光绪皇帝，皇帝病着，只说了四个字：“慎之，忍之。”
慎之，忍之。载沣咀嚼着这两个词。忍是忍受屈辱，慎是谨慎选择。现在，选择似乎只剩下一个：怎么跪。
第二天，载沣穿上最正式的王爵袍服，坐马车前往皇宫。马车碾过积雪，吱呀作响。皇宫前阶梯漫长，卫兵肃立。载沣一步步走上台阶，脑子里盘旋的却是香港海面上那些英国战舰的炮管。
觐见厅门打开，德皇威廉二世坐在高椅上，两旁站着将领和贵族。厅内极静，只有载沣的靴子踩在大理石上的声音。他走到厅中站定，按清礼作揖。
翻译开始宣读谢罪国书，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载沣听着那些陌生音节，眼睛看着地面光洁的石砖。国书念完，该他行礼了。所有目光聚在他身上。
德国司仪官上前一步，示意他按德国宫廷礼单膝跪地。载沣没动。他抬起头，第一次直视德皇，用清晰的中文说：“大清国醇亲王载沣，奉旨致歉。我国礼制，亲王不跪外国君主。今日致歉之诚，已具国书之中。若陛下认为诚意不足，沣愿即刻返回，如实禀告我国太后与皇上。”
翻译慌张地把话译过去。德皇脸色沉下来，厅内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一名德国将军往前迈了半步，手按在剑柄上。
沉默像冰一样蔓延。载沣站着，背挺得笔直，官服下的腿其实在微微发抖。他想起离京时母亲塞给他的一包家乡土，说难受时就闻一闻。现在那包土在旅馆箱底，帮不上任何忙。
良久，德皇忽然笑了一声，对身边人说：“一位年轻的亲王，倒有些骨气。”他挥挥手，对载沣说：“也罢。礼，朕收到了。你可以回去了。”
载沣再次作揖，转身，一步一步走出觐见厅。门在身后关上时，他后背的冷汗已经浸透了内衫。
回程的船上，老太监哆哆嗦嗦地问：“王爷，您顶撞了德皇，回去怎么交代？”载沣看着海平面，说：“照实交代。”
数月后，载沣回到北京。朝廷没有奖赏他，也没有惩罚他。那场拒跪成了一段无人再提的插曲。他依然是醇亲王，后来成了摄政王，担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许多年后，那张香港合影流传出来。人们看到照片上并坐的两人，一个跷腿闲适，一个坐姿紧绷。没人知道，拍完那张照片不久，这个紧绷的年轻人在柏林皇宫里，用一句中文，守住了他唯一能守的底线——膝盖没弯下去。
而1901年冬，载沣回到王府，母亲问他柏林之行如何。他沉默了一会儿，答：“儿子没跪。”母亲点点头，没问细节，只是让人端上一碗他小时候爱喝的杏仁茶。茶热气蒸腾，载沣捧着碗，手终于不再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