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病重时还惦记着王安石的身后事王安石去世时，并无正式、传世的墓志铭。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金陵，彼时旧党执政、新法尽废，其身后丧葬草草了事，既无人为他撰写行状、墓志铭，也未树立神道碑，墓中仅埋入一方简单的墓碣。这与他晚年政治失势、当时朝堂风向逆转直接相关。后世常将苏轼所撰《王安石赠太傅制》误认作墓志铭，实际这是苏轼奉朝廷之命起草的追赠官爵的官方制诰，属于诏令文书，与记述生平、随墓安葬的墓志铭在文体、用途上完全不同。王安石在金陵病逝的时候，正是旧党全面翻局的关口：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拜相，新法一条一条在废，朝野上下骂熙宁新政的声音铺天盖地。那时候司马光自己都已经病重卧床了，还特意写信给吕公著，明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就是性子固执了点，明确要求朝廷对他的身后褒恤不能薄，还要提防那些见风使舵的人趁机落井下石。可以说，最后王安石能追赠太傅这个三公级别的荣誉，基本是司马光一锤定音的结果。换作别人主事，以当时的政治风向，追赠规格大概率要砍好几档，甚至冷处理也不是没可能。苏轼写《王安石赠太傅制》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整篇的评价基调也是司马光那边定好的：肯定人品学识，绕开变法功过。苏轼在里面确实写得公允，没有顺着旧党的情绪把王安石贬得一无是处，“名高一时，学贯千载”这类评价给得很有分量，能看出他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