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松开门把手，径直走向会议桌。他没去看勃列日涅夫，而是拉开桌旁一把备用椅子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斗。“开始吧，”他点燃烟斗，吐出一口烟，“告诉我，这次又是什么理由。”

谢列平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赫鲁晓夫扫了一眼，是中央主席团会议的纪要，日期是昨天。“十票赞成，两票反对，两票弃权，”谢列平说，“你被解除了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谁主持的会议？”赫鲁晓夫问。

“我。”勃列日涅夫终于开口。他手里拿着一份《真理报》的清样，头版头条的标题空着。“版面给你留好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以选择体面退休，我们会写你因健康原因主动请辞。或者，”他放下报纸，“我们可以刊登另一篇稿子，关于你领导下的农业失败和外交冒进。”

赫鲁晓夫看向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你的票呢？”

米高扬避开他的目光：“我投了弃权票。但尼基塔，玉米种植计划在哈萨克斯坦失败了，今年的收成只有预计的三分之一。军队对削减军费不满，知识分子对你的反复无常也有怨言。大多数人……认为需要改变。”

赫鲁晓夫沉默了半分钟。他想起三年前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的场面，想起去年访问埃及时纳赛尔对他说“你的承诺像尼罗河的水，看得见，抓不住”。他把烟斗在烟灰缸里磕了磕：“如果我拒绝呢？”

勃列日涅夫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份文件。“这是克格勃的报告，”他平静地说，“关于你儿子谢尔盖参与的火箭设计院资金挪用案。还有你女婿在乌克兰的别墅工程。这些材料明天可以出现在检察长的办公桌上。”

会议厅里一片寂静。赫鲁晓夫盯着那份文件，没有伸手去拿。他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那些他默许的、为了推动项目而绕开程序的“便利”。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克里姆林宫围墙外的莫斯科河在秋日阳光下泛着冷光。过了很久，他转过身：“我要保留我的回忆录写作权，以及我和家人的安全。”

“可以。”勃列日涅夫点头。

“别墅要有电话。”

“会给你安装。”

赫鲁晓夫走回桌前，拿起钢笔。他在解职决议上签下名字，笔迹比平时潦草。签完后，他把笔扔在桌上，看向勃列日涅夫：“你以为坐在那个位置上，一切就会好起来？”

勃列日涅夫没有回答。他等赫鲁晓夫走出会议厅，才起身坐回主位。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通知塔斯社，稿子可以发了。标题用‘因健康原因自愿退休’。”

放下电话后，他转向谢列平：“把玉米种植面积缩减计划拿给我看。另外，安排明天会见军方代表，告诉他们明年预算会调整。”

窗外传来汽车引擎远去的声音。勃列日涅夫走到赫鲁晓夫刚才站过的窗前，看着那辆黑色轿车驶出斯帕斯基门。他拉上窗帘，挡住下午刺眼的阳光。

“会议继续，”他坐回皮椅，翻开下一个议程，“我们先讨论古巴导弹危机的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