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北周女士移植了自己7岁儿子的肾，最终重获新生，而她的儿子却离开了人世，儿子生前最后一句话：我是妈妈的男子汉，我死后让妈妈替我活着。

这个孩子叫陈孝天，家里人喊他天天。母亲叫周璐。七年前，妈妈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七年后，他留下的一颗肾，成了妈妈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可这件事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是在手术到来之前，这一家人已经和两场重病苦苦较量了两年多。

2011年11月，周璐因为身体不舒服去检查，查出的竟是双肾衰竭。她才三十出头，却开始靠透析维持生命。婆婆陆元秀陪她跑医院，一边照顾她，一边盼着能找到合适的肾源。

周璐心里放不下的，是还没长大的儿子。治病要花钱，移植又需要合适的肾。她曾想，把钱留给天天，就算自己以后不在了，孩子也能有个依靠。

谁能想到，母亲的病还没有转机，孩子又倒下了。

2012年5月，五岁半的天天被查出脑瘤，病名叫髓母细胞瘤，是长在脑部的恶性肿瘤。此前，他走路身体总往前倾，平衡不好，还常常头晕、早晨呕吐。家人带他检查，才知道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

天天在武汉接受了手术，家人一度看到了希望。然而，后来肿瘤复发，病情继续加重。到了2014年，他连眼睛也看不见了，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只能躺在病床上。

一个需要透析，一个需要治疗脑瘤。原本该由妈妈照顾孩子的日子，变成了母子俩都在和病痛争时间。

周璐只要不用去做透析，就尽量陪着儿子。天天住进重症监护室后，探视时间有限，她便在允许探望的时候进去，握着他的手，叫他的名字，让他知道妈妈就在身边。

有一次，孩子已经说不出话，听见妈妈的呼唤，仍用手指轻轻捏了捏她的手。周璐想亲亲儿子，他便努力撅起嘴。这样的回应很小，却让母亲泣不成声。

与此同时，周璐的病也在加重。她身体浮肿，躺下就呼吸困难，晚上只能坐着睡。肾源迟迟没有等到，儿子的病又已经到了医生无力挽回的地步。

奶奶陆元秀提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心痛的想法：如果天天最终离世，能不能把他的肾捐给妈妈？

她向医生询问，得到肯定答复。但周璐起初坚决不肯接受。儿子已经受了那么多罪，她希望孩子能完整地离开。对她来说，接受这颗肾，还意味着必须面对儿子再也回不来的事实。

陆元秀同样舍不得孙子。天天是她带大的，儿媳也是她一直照顾的人。她能做的，是在无法留住孩子的时候，努力把另一个亲人留下。

亲人一次次劝周璐：孩子的肾如果能在妈妈身体里继续工作，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周璐挣扎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同意。

天天从小就想当兵，想保护妈妈。得知自己能救母亲时，他也表达了救妈妈的愿望。这个七岁的孩子，未必懂得移植手术的全部含义，却一直惦记着妈妈的病。

检查带来了一点难得的好消息：母子配型合适，天天的肾脏具备移植条件。虽然孩子的肾比成年人的小，但周璐体形瘦小，医生评估后认为，它能够在母亲体内发挥作用。

这个决定随后又多了一层分量。家人愿意把天天的另一个肾和肝脏也捐出去，帮助其他患者。2014年3月28日，家属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书的登记和签署。

4月2日凌晨4时15分，天天在武汉161医院停止了心跳。奶奶陪在他身边，医护人员向他默哀。确认死亡后，医生才开始器官获取，随后将器官送往同济医院。

另一边，周璐也等来了术前谈话。对于等待肾源的患者，这通常是盼望已久的消息；可对她来说，手术终于能做了，也意味着儿子已经离开。

当天早晨，周璐被推进手术室。天天的左肾移植到她的身体里，接通血流后开始工作，出现排尿。上午10时20分，手术成功完成。

与此同时，天天的右肾捐给了一名21岁的襄阳尿毒症女孩，肝脏捐给了一名27岁的武汉肝硬化患者。三台移植手术相继成功，一个孩子留下的器官，给了三个家庭继续生活的机会。

那名女孩的母亲，也曾为找不到合适肾源发愁。她自己查出了肾病，女孩父亲的血型又不合适。她得知捐献者是个七岁孩子时，含泪感谢这个素不相识的小男孩。

手术后，周璐说，自己要保重身体，带着儿子的肾好好活下去。她还惦记着那些帮助过母子俩的好心人，希望身体养好后去感谢他们。

天天回到荆州时，有市民在火车站迎接；后来，又有人自发到公墓祭奠。许多人从未见过他，却记住了这个想保护妈妈的孩子。

七岁，原本才刚刚开始认识世界。天天没能等到长大，没能穿上向往的军装，可他留下的那颗肾，确实接过了保护妈妈的责任。

这段故事里，最沉重的两件事始终连在一起：母亲失去了儿子，又因为儿子得到了生的机会。愿意接受这份馈赠，带着思念继续活下去，同样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