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1967年10月，南京军区司令部外，人来人往，气氛紧张。那段时间，许世友每天要处理大量棘手事情，前来求见的人也越来越多，警卫人员接到的命令很明确，能挡就挡，能劝就劝。

一天，警卫员进门报告，有人坚持要见司令。

许世友正在为文件烦心，张口就是一句，不见，谁来也不见。

警卫员刚要转身，又补了一句，对方说是陶勇司令员的四个孩子。

屋里的气氛马上变了。许世友追问了一句，孩子在哪里，随后立即让警卫员把人接进来。

为什么只是听到名字，态度就前后完全不同？因为陶勇不是普通熟人，而是许世友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也是他十分看重的部下。

几个月前，陶勇在东海舰队离世。那场变故发生在特殊年代，陶勇的家人也随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几个年纪尚小的孩子，没有父亲保护，面对陌生环境，既害怕，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久，四个孩子被带进办公室。他们一路奔波，衣服沾着尘土，有的地方已经破损，脸上也少了孩子应有的轻松。

看到许世友后，孩子们再也撑不住了。他们跪在地上哭着喊许伯伯，原本硬朗的许世友也红了眼眶。

这位经历过战火的将领，很少在外人面前流露情绪，可这次，他没有站在原地接受孩子们的哭诉，而是快步上前，把他们一个个扶起来。

他告诉孩子们，陶勇不在了，他们就是自己的孩子，只要自己还在，就一定会管到底。

这句话放在普通时候，也许只是长辈安慰晚辈。可在1967年的环境里，它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风险。那时社会秩序受到冲击，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被打乱，孩子们想安心读书、继续升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问题很快摆在许世友面前，孩子们接下来怎么办？

留在地方，安全能不能保证？继续求学，条件是否允许？如果没有可靠安排，他们很可能长期处于惶恐之中。许世友没有停留在口头安慰上，而是很快替他们寻找一条现实的路。

他的决定很直接，把孩子们送到部队去。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特殊时期，部队招收人员有严格要求，专门为受到牵连的战友子弟安排去处，也会面对各种压力。许世友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强硬作风，为陶勇的四个孩子以及其他数十名战友子弟，在部队里安排了名额。

说白了，他不是只想把孩子们暂时藏起来，而是想把他们放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让他们先活下来，先站稳脚跟，再谈以后的路。

这种选择也要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里看。1968年后，大批城市青年走向农村，很多人的学习和工作计划被迫改变。

到了197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恢复，许多人又重新获得了通过考试改变人生的机会。时代道路后来发生了变化，可对1967年秋天的这几个孩子来说，能不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关口，才是最急迫的问题。

所以，参军对他们而言，未必意味着一辈子只能留在军营，更像是一道当时能够抓住的保护线。

当然，后来每个人的道路不会完全一样。

有人适应军营生活，有人凭自己的努力转到其他岗位，也有人可能在条件变化后重新选择学习和工作。不能简单把所有人的人生都归结为许世友一次安排，但这次安排确实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

这也是这件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许世友解决的，不只是四个孩子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地方住，而是他们能不能在混乱环境里保住基本尊严，能不能拥有继续成长的机会。

当孩子们换上军装，坐上开往军营的卡车时，他们面对的仍然是未知生活，可至少不用再独自面对外界风雨。许世友站在原地，看着车子离开，心里想必也清楚，自己接下来的担子并没有变轻。

有人说，真正考验一个人的，不是顺境里说过什么，而是在身边人都谨慎自保时，是否愿意为别人承担责任。许世友的性格一向直来直去，面对求见者，他可以当场发火，可听到陶勇孩子的名字，他又马上改变决定。

这两种表现并不矛盾。对无关的纷扰，他不愿浪费时间，对老战友留下的孩子，他不可能袖手旁观。

后来，那些被安排进部队的战友子弟，大多在新的环境中慢慢成长，有的扎根军营，有的走向其他行业。

许世友当年能做的，也许只是提供一处安身之地，可对身处困境的孩子来说，一处安稳的落脚点，往往就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从不见，到快接进来，再到把孩子送进部队，许世友只用了很短时间完成了态度转变。

真正留下记忆的，不是那声怒吼，而是他听到陶勇之后，没有继续问利弊，也没有等风向变化，直接把责任接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