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党魁久加诺夫曾撂下一句撕开历史的狠话：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又把中苏关系推向崩裂，才为苏联崩解埋下最深的祸根。这番话若搁在三十年前讲，多半会被当作赌气之词，没人真信；可眼下俄罗斯人回望半世纪沉浮，心底只剩难以言说的百感交集。
久加诺夫在莫斯科郊外自家书房里，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份复印文件。纸张边缘已经发脆泛黄。这不是什么隐秘档案，而是1963年一场内部会议的普通纪要。他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段：
“赫鲁晓夫同志强调，必须彻底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思想残余，并在国际场合鲜明表达这一立场。”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对坐在对面的访客——一位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历史学者说道，“不是从坦克开进布拉格，也不是从阿富汗战争。是从这里，从决定把党的历史劈成两半开始。”
学者接过文件，看得很慢。他知道久加诺夫想说什么。一个执政党亲手凿碎了自己最重要的历史基石，接下来的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您认为，如果没有这份报告，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学者问。
“会发生，但不会是那种速度，那种方式。”久加诺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相册，翻到中间一页。那是一张1964年的黑白照片，一群青年工人在第聂伯河畔的工厂前合影，脸上笑容灿烂。“看这些人，他们刚刚听完了传达的报告精神。他们相信自己在参与一项伟大的纠偏工程。”
他停顿了一下。
“但他们不知道，从那天起，他们心里那面完整的墙，已经出现第一道裂缝。”
裂缝起初看不见。196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继续增长，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但在久加诺夫当时工作的宣传系统内部，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一次地方青年座谈会上，一个大学生举手提问：“既然斯大林同志的许多决策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我们如何确信当前的政策一定是正确的？”
会场突然安静。负责解答的团委书记一时语塞，最后只能说“要相信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回答，在过去的时代是不需要的。
进入1970年代，裂缝从思想蔓延到战略。

久加诺夫给学者看另一份材料：197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一份关于远东军费增加的讨论记录。记录显示，因为中苏边境持续紧张，苏联必须在东方保持相当于西方战线六成的军事力量。
“我们最精锐的坦克集团军，最先进的战斗机联队，被长期拴在几千公里长的边境线上。”久加诺夫说，“与此同时，美国的谈判代表在维也纳喝着咖啡，知道我们两线作战的资源永远不够。”
军费的持续倾斜，挤压了民用工业的更新换代。莫斯科郊外的电视机厂到了1980年代还在生产笨重的显像管电视，而日本已经开始出口平面直角电视机。
但最致命的裂缝，久加诺夫认为，不在经济账本上，而在人心。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公开性”时，久加诺夫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记得第一次看到民间自办刊物上公然质疑列宁主义的文章时，部里的老同志们气得发抖。
“可我们没有底气反驳到底。”他说，“因为我们自己早在三十年前，就亲自演示了如何否定自己过去的旗帜。当你自己开了否定历史的头，后来的人沿着这条路走到更远的地方，你拿什么去拦？”
学者问：“所以您认为，赫鲁晓夫的最根本错误，是开启了一种‘否定模式’？”
“是模式，也是方向。”久加诺夫合上相册，“他推倒斯大林，让后来的人相信，推倒更早的旗帜也是可能的。他让中苏分裂，让整个阵营相信，分裂是可以接受的选项。一旦方向和模式被设定，后续的发展往往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时，久加诺夫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开灯。他知道，那座地基在三十年前就开始渗水的房子，终于倒塌了。
访客离开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俄罗斯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您今天的这些话？”
久加诺夫走到窗边，看着远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那座斯大林时代的建筑依旧巍峨。
“他们不需要同意我的结论。”他说，“但我希望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当你为了今天的问题去凿碎昨天的基石时，最好先看清，明天你自己要站在什么地方。”
学者走后，久加诺夫把文件收回保险柜。柜门关上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