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坚决不愿复出，亲笔写信向毛主席表明态度，毛主席回应：你要不要马上来见我？
信送出的第三天下午，彭德怀正在吴家花园的菜地边上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进来。车上下来的是他的老部下，现任总参某部副部长的李达。李达没带文件，拎了一小包茶叶。
彭德怀看着他走过来，没起身，指了指旁边的石凳：“坐。喝茶自己泡。”
李达坐下，也没泡茶，开门见山：“老总，您那封信，主席收到了。”
“然后呢？”
“主席看了，没在会上念，自己收起来了。”李达顿了一下，“不过，他让我来，问您一句话。”
彭德怀拍了拍手上的土：“说。”
“主席问，您是怕担不起名，还是怕做不成事？”
彭德怀沉默了片刻。他没回答，反问李达：“你觉得呢？”
李达摇摇头：“我不敢猜主席的意思。但主席让我再告诉您，西南边有一条铁路线，地质队已经撤了三批，图纸改了五回，没人敢签最后一道字。现在路基在那儿晾着，雨季一来，可能就废了。”
彭德怀站起身，走到菜地那头，又走回来。他手里攥着一把刚拔出来的杂草。
“位置。”
“成昆线，龙骨山路段。”
“多长？”
“二十二公里的桥隧相连，七处大滑坡风险。”
“谁负责？”
“总指挥换了两个，现在空缺。”
彭德怀把杂草扔进筐里，拍了拍手，“你回去告诉主席，我不是怕担名，也不是怕做事。”
李达看着他。
“我是怕人去了，事没办成，白搭了国家钱。”彭德怀接着说，“但如果那儿真需要一个人去扛雷，我去。但我有两个条件：一、不挂任何职务，就一个‘工程顾问’的名头；二、技术问题我说了不算，但安全和人命问题，我说了算。”

李达点了点头：“就这些？”
“就这些。”
一周后，一辆旧吉普车把彭德怀送到了龙骨山工地。指挥部设在山腰的临时板房里，桌上摊着图纸，几个技术员正争得面红耳赤。彭德怀进来，没人认识他，他也没自我介绍。
他走到桌前，看了看图纸，指着其中一处标红的滑坡点：“这里，为什么非要走直线？绕三百米不行吗？”
一个年轻技术员抬起头：“绕三百米要加一座桥，预算不够，工期也来不及。”
“预算不够，还是人命不够？”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红铅笔，在图纸上画了一条弧线，“按这个走。桥的钱，我去申请；工期不够，就从我的伙食补贴里扣。”
没人敢接话。有人小声问：“您是哪位？”
彭德怀没回答，转身出了门，对等在车边的司机说：“去滑坡点看看。”
他在滑坡点待了一下午。山体在渗水，脚下的土都是松的。他叫人拿来铁锹，自己先往下挖了半米，看了看土层的结构，然后对围过来的工人们说：“今晚开始，分成三班，从这里两侧打排水暗沟，把水先引走。沟我来画线。”
工人们将信将疑，但看他挽起袖子就干，也跟着动了起来。当晚，彭德怀没回指挥部，就在工棚里和工人一起吃了点馒头咸菜，裹着军大衣在火堆旁眯了一会儿。
第二天，他给北京的李达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三句：“桥的钱，帮我申请。工期延长一个月，责任我担。另外，给我调两吨水泥来，急用。”
一个月后，排水暗沟起了作用，滑坡点的土质开始稳定。但就在准备重新开工时，一场连夜暴雨冲垮了另一处刚建好的涵洞。
天刚亮，彭德怀赶到现场，涵洞已经塌了大半，几个年轻的技术员蹲在旁边，脸色灰白。他看了一圈，没发火，转头对施工队长说：“把人都撤到高处，清点人数，一个不能少。”
人数清点齐，无人伤亡。他这才走到那几个技术员面前，拿起一张被水泡烂的图纸：“涵洞的设计是谁做的？”
一个技术员站了起来，声音发抖：“是我……可我是按标准图集做的……”
“标准图集没告诉你这里山洪爆发的峰值流量吗？”彭德怀的声音不高，但很沉，“设计不只是画画线。从今天起，你跟着我，每天去测水位，测够一百天。”
涵洞重修期间，彭德怀每天都去测水位。他不再提“复出”，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彭老头”。雨季结束，路基终于重新铺通。通车试验前一天，他在涵洞边上站了很久。
试验列车顺利通过的那天，指挥部要给他办一个小仪式。他摆摆手，一个人走到山梁上，看着列车缓缓驶过新修的弯道和桥梁，什么也没说。
晚上，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让李达转交。信上只有一行字：“龙骨山段通了。下一处去哪？”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摊开地图，用铅笔圈定了下一个标着红圈的地点。窗外的山风很大，把桌上的煤油灯火苗吹得摇晃，可图纸被他用手压着，一动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