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星杨坤一直没有结婚，有一次，那英就对着他说：“你看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吧！”杨坤回道：“算了，你介绍的不靠谱。”那英不服气地说：“我给你说，这次可是歌后巨星。”
那英把一张照片推到杨坤面前。杨坤扫了一眼，没接话，低头继续拨弄手里的吉他弦。
“照片我放这儿了，时间地点也发了你经纪人。”那英拿起包，“爱去不去。”
三天后，杨坤还是去了那家约好的咖啡馆。他戴着帽子和口罩，坐在靠窗的角落。约定的时间过了二十分钟，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的女人推门进来，径直走到他对面坐下，摘下了墨镜。
确实是那位歌后，比他记忆中更瘦些，眉眼间有掩不住的倦色。
“堵车。”她解释了一句，招手叫来服务员，点了杯美式。
接下来的半小时，气氛比杨坤预想的还要滞重。他问一句最近忙什么，她答巡演刚结束；她问他新专辑进度，他说还在收歌。音乐以外的话题，像滑溜的冰面，谁也不敢轻易踩上去。
直到咖啡见底，歌后忽然开口：“你那首《空城》，写的时候，心里想着谁？”
杨坤愣了一下。那是他早年的作品，几乎没在公开场合唱过。
“记不清了。”他说。
歌后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了然，也有些自嘲。“我也有这么一首歌，”她说，“所有人都夸它好，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唱，都是在揭一次痂。”
她拿起账单，起身时顿了顿：“那英姐是好意。不过……我们这种人，心里那座城，别人进不去，自己也出不来。”
她没等他回应，付了钱，推门走进午后的阳光里。
杨坤在咖啡馆又坐了很久。他拿出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拨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最终还是锁了屏。他起身离开时，服务员正在清理邻桌，收音机里播着歌后的成名曲，嗓音空灵而遥远。
那英后来打过一次电话问结果。杨坤只说：“见了，聊了，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那英追问。
“太像了。”杨坤说完这句，就挂了电话。
太像了。都活在旋律与歌词筑起的高墙里，都有一段只能写成歌却无法说出口的过往。两个各自困守孤城的人，靠近只会看清对方墙上和自己如出一辙的裂缝，非但成不了彼此的救赎，反而会照见更深的孤独。
那之后，杨坤把更多时间扔进了录音棚。新专辑的歌一首接一首地出来，制作人说，这几年没见他这么高产过。只有杨坤自己知道，有些话，不能说，就只能唱。
专辑录制接近尾声时，他收到一个同城快递。打开，是一张黑胶唱片，歌后最新的现场专辑。封套内侧用银笔写了一行小字：“给《空城》的作者。我的城，最近漏进了一点光。愿你也一样。”
杨坤把唱片放进唱机。最后一曲是她重新编曲翻唱的《无所谓》，编曲极简，只有一架钢琴衬着她的声音。唱到那句“何必给自己多余的罪”时，她有一秒几乎失声的停顿，随即接上，像走过一道险险的窄桥。
听完，杨坤走到工作室的落地窗前。夜色已深，城市灯火流转。他想起咖啡馆里她离去的背影，也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决绝的背影。
他回到控制台，按下了通话键，对录音师说：“最后那首《归途》，副歌部分，重新录一版吧。”
这一次，他不再用力嘶吼，而是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嗓音，唱完了那句重复的“回不去的叫当初，到不了的叫远方”。录完，所有人都沉默了。制作人摘下耳机，拍了拍他的肩膀。
专辑发行那天，杨坤开车上了高速。没有目的地，只是开。电台里正好在播他的专访，主持人问：“这张专辑里，有没有一首歌，是特别想送给某个人的？”
杨坤听着收音机里自己昨天的回答：“歌写出来，就是送给所有听得懂的人。”
他伸手关掉了收音机。安静的车厢里，只有轮胎压过路面的声响。他忽然觉得，心里那座密不透风的城，城墙依旧在，但城门，好像松动了那么一丝缝隙。
透进来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影，而是窗外这片不断向后掠过的、辽阔而自由的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