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不信？再过三十年，等60后、70后这帮股民不在了，这个市场就真的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么能扛的投资者了。

其实，这事真正值得聊的，不是三十年后还有没有人炒股，而是有些老股民把“坚持”过成了生活习惯，连亏钱都快变成了一件不愿意对家里人提起的事。

把时间往前拨，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开业。

那一年，最早出生的60后刚满30岁，最早出生的70后才20岁。后来进入股市的这代人，见过中国资本市场从起步走向壮大，也亲身经历过行情的冷热。

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股票可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投资。它还连着年轻时改善生活的盼头，连着自己做判断、管钱的那份自信。持仓时间越长，承认买错了，有时就越难。

这种心情，要放进市场历史里才容易理解。

2007年10月，上证指数一度冲到6124点；到了2008年10月，最低跌到1664点附近。从高处往下算，跌幅超过七成。这样的落差，足以让人重新认识“风险”两个字。

可行情也没有一直跌下去。2009年8月，上证指数又来到3478点附近，相比此前低点翻了一倍多。经历过这轮起落的人，很容易记住一个道理：最难受的时候卖掉，后面可能就错过了反弹。

这份记忆有价值，也有陷阱。指数能够反弹，不等于自己买的每只股票都能回到原价。市场里有经营改善的企业，也有生意越来越难做的企业，同样拿上几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于是，“别被一时下跌吓跑”，很容易慢慢变成“只要不卖，迟早回来”。前一句需要判断，后一句却把判断交给了时间。

再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假设10万元跌成5万元，亏了50%；可要从5万元回到10万元，就得上涨100%。如果跌到只剩2万元，回本需要上涨400%。这里先不考虑分红和交易费用，单看价格，就能明白亏得越深，回来越费劲。

账户里的亏损，也不会因为没有按下卖出键就消失。今天能换回多少钱，就是今天这笔资产的市场价值。“浮亏”说明损失还没有通过卖出结算，不代表本金仍旧完整。

为什么这个道理明明不复杂，有些人还是绕不过去？

因为赚钱和亏钱，在心里并不是同样重的两件事。赚一万元会高兴，亏一万元带来的难受却往往更强。为了避开承认亏损的痛苦，人可能早早卖掉赚钱的股票，却把亏钱的股票留得很久。

留到后来，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变成：它什么时候能回到我的买入价？至于公司产品还卖不卖得动、债务能不能还、利润是不是靠主营业务挣来的，反而退到了后面。

可是，公司并不知道谁买在十元、谁买在二十元，更不会为了某个人回本而把生意做好。买入价是自己的历史，企业以后的赚钱能力，才是继续持有时需要重新审视的东西。

补仓也一样。假设十元买一千股，跌到五元再买一千股，不计费用，平均成本降到了七元五角。数字看着舒服了，可投入的钱也从一万元变成了一万五千元，对同一家公司的依赖更重了。

如果企业的价值确实值得这个价格，补仓有它的道理；如果只是为了让亏损比例好看一点，就可能拿新的积蓄，去给旧的判断撑场面。成本降低和风险降低，根本不能画等号。

尤其到了临近退休、已经退休的时候，同样的一万元，对生活的影响可能和年轻时不同。还在工作时，收入可以慢慢补充积蓄；离开工作岗位后，用于日常开支、看病和应急的钱，往往更需要随时拿得出来。

股票可以等待，生活里的账单却未必愿意等。能承受股价波动，和家庭能承受资金被占用，是两回事。

市场本身也在变化。2024年，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政策进一步明确，要削减“壳”资源价值，加大对缺乏持续经营能力公司的出清力度，严打恶性和长期系统性财务造假。

这意味着，过去寄望差公司靠重组翻身的办法，不能当作可靠保证。企业触及退市标准，不会因为股东等得久，就给股东多留一次翻本机会。

当然，不能把所有亏损都归咎于股民。财务造假、违规披露造成的损害，需要追究责任；退市制度也强调投资者赔偿救济。要求投资者理性，和要求上市公司守规矩，应当同时成立。

回到家庭里，有些人不愿提亏损，可能怕家人担心，也可能怕听到责备。可越不说，家里越难安排真正可用的钱，自己也容易背着压力，继续做出急于回本的决定。

与其把“我一定能赚回来”当成交代，不如把账说清楚：投了多少，现在值多少，有没有借款，哪些钱近期要用。家庭需要的是能安排生活的实数，不能只靠一句保证。

老股民的耐心值得尊重，但耐心也需要有依据。能说清企业为什么值得持有，也能承认原来的理由已经变了，这样的坚持才更有分量。

年轻人也一直在进入市场。2020年，深交所一项覆盖27667份有效答卷的调查中，新入市投资者平均年龄为30.4岁。投资者会换代，面对亏损时的人性难题，却不会自动消失。

这一代人真正值得留下的经验，是见过涨跌之后，仍然知道钱从哪里来、准备拿来做什么；愿意等，也愿意重新判断；重视回本，更重视家里的日子能不能安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