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新中国是靠毛泽东定方向、拿主意，而周恩来是负责具体办事，这个说法明显不对，二人 “搭档” 了 45 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的整体。
 
1935年遵义会议，会场设在贵州遵义老城一栋两层小楼，会上周恩来作军事副报告，主动承担之前军事失利的责任，公开提议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这次会议调整中央领导，确定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负责人，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会后周恩来主动调整位置，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
 
打鼓新场一事，多数将领主张开战，只有毛泽东反对。当晚毛泽东找到周恩来沟通，第二天开会，周恩来出面说服参会人员，取消这次作战计划，保住红军不陷入险境，之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大战略由毛泽东谋划，战役部署、部队调度、联络协调，都由周恩来组织落地。
 
抗战时期，周恩来常驻国统区，在重庆、南京开展谈判。他多次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当面商议国共关系、统一战线的整套策略，谈判方案、底线框架，两人反复商讨敲定，再由周恩来当面和国民党交涉。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赴重庆，周恩来全程陪同，负责安保、会谈安排、条款磋商，《双十协定》签署后，周恩来留守重庆继续后续交涉。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的农家小屋就是指挥部。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守在电报房，每天收发大量前线电报，研判战场态势，共同敲定作战部署。
 
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负责整理前线情报、起草作战电报、协调各野战军后勤与兵力调动，保障战役指令顺利下达，三大战役胜利，是集体配合打出的战果。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筹建人民政权，确定周恩来负责组建新政府，《共同纲领》起草、政务院搭建、各级机构人员安排，由周恩来牵头组织，这套建国的制度框架，很多内容是两人反复研讨完善之后才确定。
 
建国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一五计划、国家经济调整方案，都是周恩来组织团队调研、编制，再拿到中央，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审定，外交大事同样如此，重大外交方针两人共同商议，再由周恩来落地执行。
 
1974年底，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前往长沙，和毛泽东商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连夜长谈，敲定政府班子名单，这次长沙决策，稳住了当时的大局，保障国家权力平稳交接。
 
算笔账就懂，45年革命岁月里，大事没有割裂分开，毛泽东不是只画大方向，关键细节、重大执行节点他也会紧盯，周恩来也不是单纯办事员，他本身就是战略家，很多重大思路，他也参与构思、提出意见，决策和执行本来就连在一起，没法一刀切拆开。
 
革命和建设，从来不是一个人单独做决定，另一个人机械干活，两个人相互支撑，互相补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少了谁，那段历史都会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