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董勇说：我第一段婚姻维持了十年，失败的主因在我，我太太非常好，她比我年长，但中间聚少离多。

也是我事业的一个成长期，我从一个一无是处的北漂，逐渐逐渐被人称为董老师，然后就有点飘了，大男子主义、颐指气使、回家嚷嚷，她又比较要强，就离婚了。

一个男人公开承认自己飘了，这事本身就有得聊。

董勇把“董老师”这三个字和“飘”绑在一起，不是随口一说。1991年他从杭州京剧院辞职北漂，有文章写道，他刚到北京时挤在月租一百二十元的地下室里，吃咸菜啃馒头。前妻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跟他的，没嫌他穷，没嫌他没出息。后来他拍戏越来越忙，戏约越来越多，今天在这个剧组，明天在那个外景地。前妻一个人在杭州守着家，一年到头见不上几回面。再厚的感情也经不起这么耗。

他自己说的那句“回家嚷嚷”，才是关键。

那个场面不难想。一个男人在外面被人叫老师叫习惯了，回到家里，对着那个当初陪他啃馒头的人，开始嚷嚷。这跟性格关系不大，是位置变了。他在外面站得越高，回家就越忘了自己是谁。外面的人叫他老师，他就真把自己当老师了，连对家里人说话都带着那个劲儿。

这事搁在谁身上都一样。你升了职，涨了钱，有了点名气，回家看谁都觉得不如你明白。你说话声音大了，语气硬了，觉得家里那点事不值得你花心思。你觉得自己在外面扛了那么多，回家发两句脾气怎么了。

问题是，家里那点事跟剧组是两码事。

董勇离婚后养了条狗，给狗买衣服，带狗逛街，半开玩笑说养儿不如养狗。他说跟狗相处比跟人简单，吃饭不用管别人口味，收工回家安安静静，没人等也没人怨。

话说得轻松，底下的事他自己心里有数。

他不是不想跟人相处。他是怕了那种有人等、有人怨的日子。那意味着你得回应，得在场，得把时间分出去。独惯了，人就懒了。懒得解释，懒得哄，也懒得坐到饭桌前好好吃顿饭。

2002年1月，董勇的姐姐查出急症。他正在武汉拍《绝对控制》，待他匆匆赶到姐姐的病床前，姐姐已经奄奄一息。姐姐比他大九岁，从小对他特别照顾。办完丧事，他当全家人的面说，姐姐留下的外甥他养，学费、生活费、升学、找工作，全包了。这一养就是十几年。

一个男人，姐姐走了，外甥要养，戏要拍，老婆在杭州。他把能扛的都自己扛了。身边人需要的，其实不是他扛多少。

2013年回杭州，嫂子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他一百个不情愿，想着应付半小时赶紧撤。对面坐的是郑佳艳，浙江艺术学校的老师，比他小九岁。俩人都是戏曲行当出来的，一个京剧武生，一个梅派青衣。他随口问吃不吃杭州东坡肉，对方说吃。

就这么个细节，他觉得舒服。

一个演员，被一盘东坡肉打动了。打动他的不是肉，是那个不端着、不装样子的状态。他后来回忆说，有些女孩为了减肥不会吃这个肥肉，但有些女孩会装一下说不吃。她没装，点了点头。

人到中年才明白，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顿饭，比什么都强。

为了这段感情，董勇把北京待了十八年的根拔了，搬回杭州。他说北京再好，没有心爱的女人和年迈的父母。一个曾经发誓“这辈子不结婚、老了进养老院”的男人，把根挪了。

后来他凭《太平年》里的冯道拿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男配角。这个角色是他毛遂自荐争取来的，提前研读五代史资料，留起了胡子。演戏这件事，他从“被叫老师就飘”的阶段，走到了“生怕演不好”的阶段。

人在一个地方飘了，总得在另一个地方落下来。

董勇头一段婚姻的问题，说起来不复杂。他把最好的精力给了角色，留给家人的只剩边角料。聚少离多这四个字，说起来轻飘飘的，搁在婚姻里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他后来明白了一件事，感情不能光靠心意撑着，得靠人在场。

你人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反过来也一样。

（据光明网、新华社、浙江日报等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