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少600kg助燃剂才行。”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钱学森把手里那截粉笔搁在桌上，没说话，眼睛盯着黑板上的弹道轨迹图看了足足半分钟。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刚才发言的那个小伙子叫王永志，三十岁出头，刚从苏联回国没几年，在总体设计部搞气动计算。他站在长条桌的末端，手里攥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指节发白。
“永志，你把话说完。”钱学森终于开口，声音不高，但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得清楚。
王永志咽了口唾沫，走到黑板前，拿过钱学森搁下的粉笔，在弹道图旁边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他画的是导弹在高温环境下飞行时，燃料箱里推进剂的温度变化曲线。
“各位都知道，咱们现在用的助燃剂是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这两样东西在常温下接触就自燃，比冲是固定的。可问题是，”他用粉笔点了点那条曲线，“酒泉那边夏天发射场地面温度能到四十度以上，燃料加注进去以后，推进剂温度升高，密度就变小。同样体积的燃料箱，装进去的质量少了。为了达到额定射程，就得往里多灌，可多灌了以后，导弹总重又上去了。这是个死循环。”
他顿了一下，看了一圈屋里的人。有人皱眉，有人交头接耳。坐在前排的一位老专家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显然没听明白。
“你说减少六百公斤，依据是什么？”钱学森问。
“因为现在弹上装的助燃剂，在高温工况下实际有效质量根本达不到设计值。我们一直在按地面常温状态计算，把推进剂当成理想流体，忽略了温度对密度的实际影响。”王永志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折了好几折的计算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我重新算了弹道方程，如果把加注量减到比常温设计值还低六百公斤，导弹起飞重量降下来，反而能让发动机在更优的推重比下工作。射程不但不会减，还能多出将近八十公里。”
屋里有人笑了一声。是负责推进剂加注系统的老赵，他摇了摇头：“小王，你这个算法有问题。推进剂少了，总冲量就少，射程怎么可能增加？能量守恒嘛。”
王永志没退，他转过身对着老赵：“赵工，总冲量是少了，可您别忘了，导弹在起飞段消耗的燃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克服自身重量的。少装六百公斤，弹体轻了，需要的推力就小，同样一台发动机，工作时间可以缩短，或者把节流阀调低，比冲反而能维持在高位。这笔账不能光看燃料多少，得看整个飞行剖面的能量分配。”
钱学森这时候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把王永志那张计算纸拿起来看了足足两分钟。他看东西有个习惯，右手食指会在空中轻轻划动，像是在跟着数字走。屋里没人再说话。
“你这里用的比冲数据，是试车台实测的还是理论值？”钱学森问。
“实测的。上个月在101试车台，我让工人把推进剂预热到四十五度做的三次点火试验，数据都在这里。”王永志指着纸上一组红笔圈出来的数字，“平均比冲比常温状态高了百分之二点三。”
老赵愣住了。他管加注系统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把推进剂预热了再试车。这小伙子什么时候做的试验？没人知道。
钱学森把纸放回桌上，环视了一圈会议室。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面面相觑的专家，最后落在王永志身上。
“永志的方案，”钱学森说，“我看了，逻辑是通的。但光算不行，得试。老赵，你配合他，三天之内把加注量减六百公斤的冷试做了，热试安排在下周。另外，”他转向王永志，“你刚才说射程能多八十公里，这个数你给我留了余量没有？”
“留了。实际可能更多。”王永志回答得很干脆。
钱学森点了点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减重。然后他在下面划了两道横线。
“当年在加州理工，冯·卡门跟我说过一句话，搞火箭的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总想着往上加东西。加燃料、加结构、加冗余，最后加出一堆死重。真正的高手，是往下减。”他把粉笔头扔进盒子里，“今天这个会，到此为止。按永志的方案，重新做弹道计算，重新做加注规程。谁有意见，拿数据来找我。”
会议室里的人陆续往外走，王永志跟在最后面。老赵从他身边经过时停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但那只手在肩膀上按得很重。王永志知道，这就算是认了。
三天后冷试结果出来，减重六百公斤的方案完全可行。又过了半个月，热试车数据传回北京，钱学森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照此执行。那年夏天，东风2号在酒泉发射成功，射程比原设计指标多出整整一百二十公里。后来有人问王永志当时怎么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减少燃料，他说，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数据摆在那儿，你不说，导弹就飞不到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