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问董宇辉：“雍正为什么要杀年羹尧？”董宇辉说：“因为他飞扬跋扈，树敌太多！”冯唐笑他：“皇帝富有四海，难道还不能容下几个飞扬跋扈的大臣？”
夜色已深，冯唐和董宇辉对坐喝茶，电视里刚播完一段历史剧，讲的正是年羹尧。董宇辉忍不住又感叹：“还是他太狂。”冯唐放下茶杯，摆了摆手：“狂，从来不是根本。”他看向窗外，“你说，一个将军，怎么才算真的‘管不住’了？”
董宇辉想了想：“……他的人只听他的调遣？”
“这是其一。”冯唐倾身，声音沉了下来，“你想，雍正赐他东西，他得把送礼的人训一顿：‘回去告诉皇上，我年羹尧用不着这些。’皇上问他西北军务，他回奏：‘您不懂，别问了。’这还只是在言语上。更要紧的，是他儿子要承袭爵位，按规矩先编入侍卫，雍正说留京历练，他却几次推脱，执意要带着儿子同回西北大营。这让皇上怎么想？”
“怕他父子同军，势力更固？”董宇辉问。
“光是这个，还不够。”冯唐说，“皇上开始往他那里安插人手，以学习军务为名，想分权或监督。他倒好，派去的钦差，连大营门边都摸不到，由下边参将随便打发几句就回来。皇上自己派去的心腹侍卫，被他打发去看管马厩。西北十几万大军，从提督到总兵，哪个不是他一手提拔？朝廷要调动副将以下的军官，兵部行文前，得先问过他西北大将军府的意思。这不是什么‘年选’，这已经是‘年规’了。”
董宇辉听得入神：“仗已经打完，边境也平了，皇上为什么不直接罢免他？”
“怎么罢？”冯唐反问，“他刚平了罗卜藏丹津，功勋盖世，万民称颂。圣旨里的词句夸得天花乱坠，什么‘朕之恩人’、‘千古良将’。这时候无缘无故动他，天下人会怎么看？其他统兵的将领会怎么想？西北那十几万只听他号令的兵，会安稳吗？罢免不是办法，撤换亦非良策。皇上要动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根。”
“什么根？”

“让他‘不可或缺’的那个根。”冯唐说，“皇上让岳钟琪去了西北，名义上是副手，协助军务。实际上，粮草调配、军饷发放、部分营伍的日常操练，都慢慢往岳钟琪那里转移。起初，年羹尧不在意，觉得岳钟琪不过是个后生。渐渐地，他发现奏报军务的折子，有些内容岳钟琪竟已先行密报过皇上。他发往京师的私人信件，也似乎不那么顺畅了。他开始感觉到，西北这个铁桶，正在被看不见的凿子，一点点敲出缝隙。”
“他察觉了，没试着挽回？”
“晚了，也错了。”冯唐摇头，“他的挽回，是更激烈地彰显自己的权威。他参劾不依附他的官员，罪名信手拈来。他要求属下，奏折里凡提到他，必须写成‘年羹尧’全衔全称，不得有丝毫简略。他甚至嫌驿站送他奏折不够快，动用军队的塘马，八百里加急直送宫中，坏了朝廷驿传规矩。每一条，都像是在提醒皇上：看，我还是这么重要，这么有权，这么特殊。”
董宇辉吸了口气：“这是……在加速。”
“对。”冯唐点头，“皇上要的，恰恰是他处处彰显特殊。他越这么干，那些曾经被他打压、被他不屑、因他受损的朝臣，弹劾他的奏章就越有底气，越像那么回事。从‘僭越’、‘专擅’，到‘贪墨’、‘结党’，桩桩件件，都摆在了雍正的案头。这时候，皇帝要做的，不是罗织罪名，而是选择罪名——从那些递上来的、多半确有其事的指控里，挑出最致命、最无可辩驳的几条。”
“于是，从西北调任杭州将军，就是……”
“就是拆根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冯唐说，“离开经营多年的西北，去到一个人地两疏的杭州。他的旧部调不开，新下属全是陌生面孔。他只剩一个‘一等公’的空爵和一个将军虚衔。到了这一步，绳子其实已经套在脖子上了，只差轻轻一勒。后来那些查实的罪状——比如接受下属跪拜，比如用黄袱紫扯，比如私藏军饷——不过是给那根白绫，凑足了所有人看得见的理由。”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茶壶在炉上微微作响。董宇辉沉默良久，最后低声说：“所以从头到尾，皇上都没怕过他反。怕的是，他有让皇上睡不着觉的能力。”
“而且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冯唐喝了口茶，“甚至直到白绫悬梁，他或许都还以为，是那些嫉妒他的小人进了谗言。他没明白，当你的存在本身，成了龙椅上最大的不安，那么你的功劳、你的忠诚、甚至你的性命，就都成了可以随时被抹平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