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该怎么安葬是个大问题，他的家人上报了国家，周总理得到消息后，又是怎样处理的？
周总理接到汇报的时候，这事已经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压了小半天。汇报的人把情况说得很明白：溥仪是10月17日凌晨在协和医院走的，死因是尿毒症。人一咽气，爱新觉罗家那边就乱了。溥杰带着几个族里的长辈赶到医院，开口第一句就是得把人送回西陵去。他们的道理很简单，祖坟在那儿，祖宗都在那儿，不管溥仪后来经历了什么，血脉是改不了的。
可这话搁在1967年，谁听了都得冒汗。
那会儿外面什么形势，不用细说都知道。一个当过皇帝的人，还是伪满的傀儡皇帝，死后要进皇陵，这事要是传出去，光是“复辟”两个字就能把天捅破。家属心里其实也清楚，但人刚走，谁也不想先松口说算了。李淑贤在旁边抹眼泪，她是个护士出身的人，对政治那根弦比族里那些老人敏感，可这种时候她也不好站出来拦。
事情就这么卡住了。医院那边催着火化，说遗体不能久放。族里有人说先土葬，找个地方悄悄埋了再说。可北京城里哪有地方给你悄悄埋一个溥仪。有人提了万安公墓，有人说八宝山，还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清西陵，说完自己都把嘴闭上了。
消息层层往上走，最后摆到了周总理面前。
总理没有马上拍板。他先把家属请过来谈了一次，地点选在中南海，来的主要是李淑贤和溥杰。见面的时候总理语气很平，没绕弯子，直接问他们怎么想的。溥杰把族里的意思说了，想回西陵。总理听完，没点头也没摇头，停了一下才开口。
他说的话不复杂。大意是，溥仪的身份已经变了，他不是皇帝了，是公民，是政协委员，是改造好了的人。后事怎么办，家属有发言权，但得考虑社会影响。这话说得很软，但在场的人都听得懂——回西陵，不行。
接下来总理给了三条路。第一，火化还是土葬，家属自己定，不强求。第二，如果要进公墓，八宝山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者人民公墓，都可以考虑。第三，如果家属有别的想法，也可以提，但得经过审批。
三条路摆出来，其实就剩一条最好走。
土葬首先被否了。北京城里没有合适的墓地，清西陵那条路又被堵死，真要找块地埋了，后续麻烦无穷无尽。火化最省事，也最符合当时的形势。李淑贤和溥杰当晚回去跟族里人商量，有人还不死心，说哪怕火化了，骨灰能不能送回西陵去放。溥杰叹了口气，说总理话说到这个份上，再争就没意思了。
最后全家拍了板：火化，骨灰进八宝山。
这个决定做出来，后面的事就快了。10月19日，溥仪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没搞仪式，没奏哀乐，没挂挽联，连像样的告别都没有。李淑贤站在火化间门口，手里攥着一个小包，里面是溥仪的一块旧手表和一张照片。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安安静静，跟一个普通市民走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骨灰盒当天就寄存在了八宝山人民骨灰堂。一开始放的是侧室，普普通通的一个格子。但这事到了总理那儿，他又过问了一句。他说溥仪是政协委员，改造期间表现是好的，按标准应该进正室。就这一句话，骨灰盒从侧室挪到了正厅第四排，旁边挨着一位抗美援朝的烈士。
这事到这儿就算落定了。一个当过三次皇帝的人，最后以公民的身份，安安静静地进了八宝山。没有龙旗，没有仪仗，没有地宫。从去世到骨灰入堂，前后不过几天，干净利索，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后来到了1980年，政协还给溥仪补办了一个追悼会。再往后，1995年，李淑贤把骨灰从八宝山迁了出去，葬到了河北易县华龙皇家陵园，离清西陵的崇陵就一墙之隔。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1967年那个秋天，周总理这几句话，算是把最烫手的那一关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