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完《我想有个家》，走下舞台，黄晓娟对赵本山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疑惑地问：“为啥？咱俩不是合作好好的吗？”赵本山感到挺惋惜的。
卸妆室里只剩水龙头滴滴答答的声响。赵本山把那根没点着的烟搁在化妆台边，看着黄晓娟收拾她那个米色的帆布背包。拉链的声音格外清晰。
“真想好了？”他问。
黄晓娟拉上最后一道拉链，转过身来。“想好了。总得往前走，不能老在一个地方打转。”
“学校那边……”
“都联系好了，过了正月十五开学。”她顿了顿，“老哥，这些年谢谢你。”
赵本山摆摆手，话堵在喉咙里。他懂她的意思，不只是谢合作，是谢他当年在县剧团发现她，带她上省里，最后走到春晚这个最大的台子。可他也知道，这话一说，就真是告别了。
黄晓娟走后的第三个月，赵本山接了个去铁岭演出的活儿。主办方塞了个本地剧团的女演员给他当临时搭档，说是嗓子亮，能唱。台上，女演员果然卖力，唱到高腔时几乎要盖过他的台词。演到一半，赵本山突然停下，对着话筒说了句：“不对。”
全场安静。女演员僵在原地。
“味儿不对。”赵本山对着台下，也像对自己说，“搭档不是比谁声儿大，是得知道哪儿该让，哪儿该接。”那场后半段，他几乎是一个人演完的。
回沈阳的火车上，徒弟小声问：“师傅，晓娟阿姨那样的，是不是再也找不着了？”
赵本山望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没回答。
再次得到黄晓娟的消息是第二年秋天。她寄来一封信，字迹工整。信里说，她在学校挺好，课余还帮着排话剧。信的最后一行写着：“老哥，潘长江老师邀我合作个小品，我接了。你会怪我吗？”
赵本山把信看了三遍，拉开抽屉，找出本空白电报单。他写了又划，划了又写，最后只发出六个字：“好好演。别丢人。”

腊月里，赵本山在排练厅电视机前看了黄晓娟和潘长江的《桥》。她的表演确实不一样了，少了从前那种紧跟着他的依赖，多了份沉静的力道。尤其结尾处，她望着“河”对岸，那个侧影的停顿，是学校教不出来的，是生活磨出来的。
徒弟在一旁嘀咕：“好像还是跟咱搭的时候更乐呵。”
赵本山关了电视。“你懂啥。她现在是一个人站在那儿了。”
再往后，关于黄晓娟的消息就成了零星的传闻：她毕业了，被文工团招去了，演了几个挺成功的舞台剧主角。赵本山的搭档也终于固定下来，事业越做越大，小品、电视剧、公司，忙得脚不沾地。两个人像两条曾短暂交汇的河，又各自奔涌向开阔的下游。
2010年辽宁春晚的邀请来得突然。导演电话里语气谨慎：“本山老师，就是…观众有个念想，您看……”
“晓娟那边同意就行。”赵本山没等对方说完。
排练出奇地顺利。台词本几乎是旧的，默契却还是新的。只是两人都清楚，这次合作不是为了找回什么，而是为了好好画个句号。
演出结束那晚，雪下得很大。赵本山的车开到大门口，看见黄晓娟独自站在廊檐下等她的车，身影在路灯和飞雪里显得很安静。他让司机停下，摇下车窗。
“以后还演吗？”他问了个多年前问过的问题。
黄晓娟在风雪中笑了笑，摇摇头，又点点头。“看机会吧。老哥你呢？”
“我也看机会。”
车来了，黄晓娟拉开车门，最后朝他挥了挥手。赵本山看着那辆红色的尾灯在雪幕中渐渐模糊，变成一个光点，然后消失在街角。
他摇上车窗，对司机说：“走吧。”
车里暖气很足，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雾。赵本山伸手，在上面无意识地划了两道，什么也没写。他只是忽然觉得，很多年前后台那句“最后一次合作”，到今晚，才算是真正落定了。也好，他想，这样两个人都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