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地方干部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管他！”
杨得志弯腰把李祥身上的薄被子掖紧，转身对门口的干部说：“车安排好了？”
“马上、马上就到。”干部连连点头。
“到县医院要多久？”
“路不好走，得两个钟头。”
杨得志没再说话，从军用水壶里又倒出一点温水，慢慢喂给李祥。李祥的嘴唇干裂，水渗进去，他喉结动了动。
门外传来卡车的引擎声。
两个年轻战士进来，小心地把李祥挪到担架上。抬出门时，李祥忽然抬起手，在空中停了一下，又无力地垂落。杨得志走上前，握住那只手，紧了紧。
“先治病。”他说。
卡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
杨得志回到那间土屋，站在炕边看了一会儿。豁口的水碗还在桌上，他拿起来，走到屋外水缸边，舀了一瓢水，把碗冲洗干净，放回原处。
公社书记小跑过来：“首长，罗主任在办公室等您。”
“带路。”
办公室的窗户糊着旧报纸，光线昏暗。罗主任站起来，手里捏着几张材料。“首长，不是我们不办，实在是……没有确凿档案能证明他的红军身份。那封证明信，我们也核实过，印章确实有疑点。”
杨得志走到桌前，拿起电话手柄，摇了几下。
“接武汉军区总机。”
电话接通了。他对着话筒报出姓名和职务，然后说：“给我接江陵县人武部部长，现在。”
罗主任的脸色变了。
“我是杨得志。”他对着话筒，声音平稳而清晰，“现有一事需要紧急处理。原红一军团侦察连副连长李祥同志，目前因病滞留江陵县公社，身份待遇问题未落实。我以个人党性和职务担保，他的红军经历属实。现要求你部立即派人前往县医院，协调最好的医疗资源进行治疗，所有费用由军区后勤部负责结算。同时，成立三人小组，一周内完成李祥同志历史材料的复查与确认。我明天会派两名工作人员携带相关线索协助调查。清楚了吗？”

他停顿片刻，听着那边的回答。
“好。执行吧。”
挂上电话，他转过身。罗主任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疑点可以查。”杨得志看着他，“但人命不能等。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
“……明白。”
“李祥同志的后续安置，县里会有人跟进。你配合工作。”
“是，首长。”
杨得志走出办公室。天色已近傍晚，远处的田野罩上一层灰蓝色。他在院子里站了片刻，对随行的警卫员说：“明天一早，先去县医院。”
“是。”
“然后给杨勇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李祥找到了，正在救治。”
警卫员在本子上记下。
吉普车停在公社门口。上车前，杨得志回头又看了一眼那排低矮的土坯房。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细细一缕，很快散在暮色里。
车子发动，驶上颠簸的土路。
一周后，军区派来的工作人员在邻县找到了当年侦察连的一名老号手。老人已经半盲，但记得李祥的名字，也记得湘江边上背伤员的事。口述记录按了手印，连同从旧日报功册中找到的模糊记载，一并归入新整理的档案。
李祥的腿经过手术，保住了。他躺在县医院干净的病房里，窗台上放着杨得志派人送来的一袋苹果。
一个月后，正式的身份认定文件下达，恢复其红军待遇。县里根据政策，在城边安排了一处带小院的平房。
搬家那天是个晴天。李祥拄着拐杖，站在新家门口，看了很久。院里有棵槐树，叶子正绿。
他慢慢走进屋，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沓崭新的粮票，最上面一张，压着一枚洗干净的军用水壶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