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刚到李德身边做贴身翻译的时候，李德住在瑞金沙洲坝一栋孤零零矗立在稻田中间的赣南客家民房里。
这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五分钟，当时人称作“独立房子”。正屋共三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另外还给他配了警卫员、马夫和女服务员，他单独起伙，还配了炊事员。
一个外国人，住着苏区专门给他修的独栋房子，连翻译都是两个，这个排场在当时的瑞金找不出第二个。

李德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
伍修权后来回忆那时的工作程序：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李德就“围着他房子里的大地图绕着圈子，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冥思苦想，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
当时红军手里的地图大部分是草图，误差很大，李德仅凭这些草图推算路程，不考虑敌情和自然条件等困难，计算不留余地，使得部队不能按时参加战斗，主客观相分离，难免要吃败仗。
他提出的战术叫“短促突击”，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在短距离内进行突击，以堡垒对堡垒，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
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

伍修权后来跟女儿伍连连讲起这段经历时，对李德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评价：这个人非常霸道，“像个地主分子一样，很蛮横”。
霸道在什么地方呢？伍连连转述父亲的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因为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在战斗中失败的情况越来越多。李德的反应不是反思自己的指挥，而是把责任推给前线指挥员，“埋怨指挥员有什么问题”。
伍修权亲眼见过李德怎么骂刘伯承。
有一次刘伯承对作战方案产生怀疑，找李德交流，两人争执起来。李德竟公开指责刘伯承，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伍修权觉得这话太伤人，便故意没有照原话翻译，只打圆场地说，李德认为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还有不少缺陷。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李德脾气上来的时候用俄语骂刘伯承，骂得很难听，伍修权翻译的时候就不照实翻，用别的话代替，轻描淡写地翻过去，“尽量地不要太伤我们自己的人”。
李德对此很不满意，指责伍修权是个“老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