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韶山冲上屋场住了17年，在中南海丰泽园也住了17年。让人不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中途突然舍弃丰泽园，而搬到游泳池居住呢？
他搬进去的第三天，老战友来探望，见面便说：“润之，丰泽园警卫严密，设施周全，何苦要搬到这间旧更衣室来？”毛主席笑着指指窗外：“你看，从这里能直接看到外面走过的人，听到他们说话。丰泽园什么都好，就是离这些声音太远了。”

一位工作人员记得，搬来后不久，主席要他每天把群众来信的摘要放在文件最上面。有时他会停下批阅，仔细询问一封信里提到的具体困难：某个村子的水渠是不是真的修了三年还没通水，某个工厂的夜班工人是不是确实在吃冷馒头。问清楚了，就立刻让秘书去核实、处理。
游泳池的东侧有一条小走廊，通往外面的庭院。毛主席时常在黄昏时沿着走廊散步，偶尔会停下来和遇到的园丁、警卫员聊天。有一回，他问一名年轻警卫家乡在哪里，听说对方来自甘肃一个贫困县，他沉默了一会，回到屋里后在文件边页写下一行字：“调查此县粮食供应实情。”
他的卧室兼书房确实简朴。冬天北风从窗缝钻进来，工作人员偷偷在窗帘后加了一层厚绒布，被他发现了。“拿掉。”他说，“许多老百姓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我这已经够暖和了。”那张硬板床他睡了多年，中间微微塌陷，他也不让换。只同意在床边加了一个小木台，方便夜里起身时能随手记下想到的事情。

1971年之后，他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医生和身边人都劝他搬回丰泽园，那里更适合休养。他摇摇头，说：“住在这里，我睡得踏实。”有一次发烧，护士半夜进来查看，发现他并没有睡，而是靠在床头，借着台灯在看一份关于北方旱情的报告。
最后几年，他行动越发不便，但会见基层代表时，仍坚持让人把座椅尽量往门口挪。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了，不能让他们觉得隔得远。”一位从大庆来的工人代表回忆，见面时主席的手已经有些颤抖，但问的全是具体事儿：钻井工人的棉袄够不够厚，油田子弟学校缺不缺课本。

他去世后，工作人员清理房间，发现他常用的那支红铅笔，用得只剩短短一截。写字台上压着一张便条，是他去世前几天写的，字迹已经歪斜：“游泳池的水，冬天结冰，春天就化了。人的事情，也要跟着时节走。”
后来一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主席不是偏爱这间屋子，他是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能直接感受到外面的气息，能时刻想起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丰泽园像一座精心设计的殿堂，而这里，只是一扇敞开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