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后，活捉了他三个孙子。慈禧下旨：三个孩子全部阉割。左宗棠直接抗旨不遵，撂下一句“谁敢动手”。这事儿当年惹了不小的争议，可放到今天回头看，才明白他这一步走得有多精明。
军帐外，刑具已经摆在雪地里。太监宣读完懿旨，两名行刑的宦官便朝角落里的三个孩子走去。最大的那个孩子突然扑上前，把弟妹死死护在身后，眼睛直直瞪着左宗棠。
左宗棠抬手拦住了宦官。他接过圣旨又看了一遍，然后当众卷起来，放回托盘。“回去禀告太后，”他声音不大，但帐里帐外都能听见，“就说臣左宗棠，抗旨。”
全场死寂。监军的大学士急得上前一步：“季高！这是灭门的大罪——”左宗棠转身看向那三个孩子。九岁的那个还在发抖，却硬挺着背；四岁的那个蜷在哥哥腿边，眼神懵懂。他想起自己长沙老家那个年纪的孙儿，此刻该在暖阁里描红。
“孩子我要留下。”他打断了大学士，“一切后果，我担。”
当夜奏折就递了出去。左宗棠没求情，只陈述事实：阿古柏已死，其子已诛，叛军主力尽灭。这三个孩童生于喀什，长于战乱，连汉话都听不懂，何谈参与谋逆？若按律阉割为奴，南疆各部会怎么看？他们会说朝廷连四岁孩童都不放过。
第二道奏折他算了笔账：新疆初定，人心浮动。英俄领事馆的眼睛就盯着清廷如何处置战俘。今日阉割孩童，明日他们的报纸就会传遍中亚，说中国皇帝残酷暴虐。届时各族心生惧恨，剿抚多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第三道奏折他只写了几行字：“诛罪童易，收民心难。臣愿以项上头颅作保，此三子若能平安长大，必不成边疆之患；若成患，臣族愿连坐。”
奏折到京时，朝堂已经吵翻了天。主杀派占了上风，连醇亲王都认为左宗棠恃功自傲。慈禧太后却把第三道奏折留中不发，单独召了军机大臣：“左宗棠的头发都白了，还肯用全族性命替三个逆种担保……你们谁有这个胆子？”

七天后的回旨到了兰州。圣旨免了三人的宫刑，但附加条件：不得留在新疆，须安置于兰州，由官府严加看管，终身不得回南疆。
左宗棠接旨后，亲自安排了三个孩子的住处。他在兰州城内找了处安静院落，请了塾师，每月从自己俸禄里拨出十五两银子作为他们的食宿笔墨钱。他对负责看管的官员只说了一句：“当寻常百姓子弟养大即可。”
最大的孩子起初充满敌意，每次见到左宗棠都紧闭着嘴。直到那年除夕，左宗棠巡查营房后顺路来到小院，看见孩子正趴在窗边看外面的鞭炮。他驻足片刻，让亲兵去买了些烟花，放在院门口。
第二年开春，塾师来报，说那孩子主动问起四书该怎么读。左宗棠沉默良久，从自己的藏书中选了一套《小学集注》，让亲兵送去，书里夹了张纸条，只有两个字：“明理”。
时光一年年过去。三个孩子逐渐长大，在兰州读书、习字、学习汉人礼仪。中间有一年，南疆传来小股余孽作乱的消息，朝中又有人旧事重提，要求严惩阿古柏的后代。左宗棠只回了一份公文，附上了三个孩子近年来的课业文章，其中一篇写道：“圣人之教，仁恕而已。虽蛮夷，亦可化之。”
叛乱很快平定，而那份课业文章在京城几个大臣间传阅后，再无人提起那三个孩子。
光绪十一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消息传到兰州时，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二十二岁。他已考取秀才，在兰州府学读书。得知消息的当晚，他在自己房中朝东南方向磕了三个头。次年乡试，他中了举人，后任县学教谕，终身未出甘肃。
最小的孩子后来经营起一家绸布庄，把生意做到了西安。宣统年间，有喀什来的商人认出他的轮廓像极当年的阿古柏，他只是笑笑：“客官认错人了，我家世代在兰州做布匹生意。”
左宗棠当年那三道奏折的抄本，后来一直收在兰州衙门的档案里。民国初年整理旧档时，有人在奏折末尾发现一行极小的朱批，是慈禧太后的笔迹：“此三子若能成良民，便是你左季高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