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6日克里姆林宫，苏联二号人物贝利亚若无其事地坐下，随手将公文包放在窗台上。他不知道隔壁藏着6位带枪将帅，而策划这一切的，竟是毫无兵权的五号人物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办公室里踱步，手里捏着一份刚从东柏林发来的密报。他把它递给马林科夫：“你看看，他又在调动内务部的人去东德，说是为了‘稳定局势’。”马林科夫扫了一眼，脸色发白。他知道贝利亚每向外伸一次手，他们手里的筹码就少一分。
“不能再等了。”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问他有什么办法。赫鲁晓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飘扬的红旗：“去找朱可夫。”
当天下午，赫鲁晓夫独自去了国防部大楼。他没有预约，直接进了朱可夫的办公室。朱可夫正在地图前研究着什么，抬头看见他，并不意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朱可夫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赫鲁晓夫坐了下来，没有寒暄：“我们需要在会议上解决这件事。但我们需要你的人在隔壁。”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地图上某个点敲了敲：“贝利亚的内务部警卫会跟着他进克里姆林宫。”
“我已经安排好了，”赫鲁晓夫往前倾了倾身子，“那天轮值的是谢罗夫的人。”谢罗夫是克格勃副主席，也是朱可夫的老部下。朱可夫看着他，最终点了头：“时间？”
“26号上午的会议。”
会议的前一天夜里，赫鲁晓夫去见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是国防部长，名义上是朱可夫的上司，但实际军权并不在他手里。赫鲁晓夫需要他的名义。“会议上马林科夫会宣布逮捕，”赫鲁晓夫说，“你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你的表态很重要。”布尔加宁擦了擦额头的汗：“如果失败……” “失败就没有如果了。”赫鲁晓夫打断他，起身离开。

26号早上，贝利亚像往常一样乘车进入克里姆林宫。他的警卫被谢罗夫拦在了外面走廊，理由是“今天有特殊安保安排”。贝利亚皱了皱眉，但没有坚持。他拿着那个从不离身的公文包，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开始讨论东德问题。贝利亚发言时，赫鲁晓夫注意着他窗台上的公文包。他知道里面很可能有枪，或者是一些能立即调动人手的文件。他看向马林科夫，微微点了点头。
马林科夫突然提高了音量：“同志们，在讨论东德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更紧急的问题——关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反党叛国行为。”会议室瞬间死寂。贝利亚猛地站起身，手伸向窗台。就在这时，门被推开。
朱可夫第一个走进来，身后跟着六名将军。他们没有跑步，但步伐快而重。贝利亚的手刚碰到公文包，朱可夫已经按住了他的手腕。“别动。”朱可夫的声音不高，但整个房间都能听见。一名将军迅速拿走了公文包。
贝利亚被带离会议室时，扭过头死死盯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坐在原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天下午，赫鲁晓夫亲自去了内务部总部大楼。他带着朱可夫和谢罗夫。大楼里的军官们看着这奇怪的组合，没人敢阻拦。赫鲁晓夫直接走进贝利亚的办公室，命令谢罗夫接管所有通讯线路和档案室。
最关键的一步在傍晚。赫鲁晓夫让谢罗夫以贝利亚的名义，向内务部各主要分局发了“紧急调令”，命令负责人们立即前往莫斯科郊区某地“参加秘密会议”。这些人陆续离开岗位后，各分局被国防部派去的部队暂时接管。等他们意识到受骗时，已经失去了对下属单位的指挥权。
贝利亚倒台后，赫鲁晓夫并没有立即成为最高领导人。但他用接下来的三年，一步步巩固了在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地位。而那个放在窗台上的公文包，后来被打开检查，里面除了几份普通文件，还有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和一本空白逮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