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马黎
1935年10月，23岁的杭州良渚镇人施昕更丢了工作证。
他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工作，6月，刚刚在馆刊第三、四期合刊上发表了6篇地质矿产相关论文。
工作证是一枚小小的胸章。西湖博物馆二周年纪念合影里，刚刚入职一年的他，穿着呢大衣，就别着这枚胸章。
1931年11月10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二周年纪念照，图中最左穿呢大衣、系领带的青年为19岁的施昕更，其右前坐者为好友钟国仪
兹遗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十七号圆形镀银证章一枚，如拾得者，务希费神赐告，俾可前来领取，并具相当酬谢。如在五日内无应者，即另行登报声明作废。施昕更启。
90年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宁远在近代报刊数据库里，找到了这条刊登在《东南日报》上的“找寻证章”。
“数字时代，一切都是透明的，即便是90年前的前辈。”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些年，他一直在“大海捞针”。这枚闪闪发亮的针，也是珍，就是施昕更——良渚遗址发现者。
10月18日—20日，第四届“良渚论坛”在杭州举行。筹备多年的《施昕更文集》正式在论坛首发，由施昕更之孙施时英主编。今年恰逢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王宁远和施时英回到了90年前的起点，寻找一个27岁的年轻人。
《施昕更文集》封面
为什么还要找施昕更？这些年，有不少人问过他。
我们对施昕更已经很熟悉了——他撰写了良渚遗址第一部考古报告《良渚》，我们得以知道良渚遗址发现的过程。2012年，赵大川和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出版了《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对施昕更的生平，特别是他在西湖博物馆期间地质矿产方面的学术成果做了详尽补充。2013年，《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分册）组稿时，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撰写了施昕更的学术传记，对其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做了全面介绍，该传记被广泛引用。
但是，他短暂的27年人生，还有多段空白，直接关联施昕更本人的一手资料、手稿、照片，依然很有限。
我们不知道这枚胸章他最后有没有找到，但是半年后，从1936年5月31日开始，施昕更开启了他的考古人生，考古调查与研究成为他学术研究的绝对重点。而之前，作为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小白”，他如何走上地质矿产之路？他的两部地质遗著，过去也没有找到。
更重要的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就像他的照片一样，不那么清晰。
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后，我写过一篇《寻找施昕更》。写下本文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又要写施昕更？
这些年，跟着王宁远的寻找，我也在寻找答案。
管理员常书鸿
这次寻找，施时英负责寻找爷爷的实物档案，王宁远专注文献检索。
王宁远是良渚水利系统的重要发现者，这些年他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科技考古，他经常说自己是“三脚猫”功夫，但喜欢捣鼓不同的方法，运用到考古发现中。所以，如何寻找施昕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过去几十年几乎空白的文献检索。
但是，直接用普通搜索引擎搜“施昕更”，没有任何新发现。得益于当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他几乎每天泡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国家图书馆“文津检索”以及瀚堂、大成、爱如生等近代报刊数据库的海洋里，用不同的主题词系统检索，最近，他又想到可以用人工智能检索工具辅助搜索。
王宁远
过去，我们对于施昕更的学习经历，基本来自他的忘年交姚今霆撰写的《施昕更小传》，基本信息都在，但比较模糊。去年，王宁远想到，施昕更原名叫施兴根，不如用“兴根”去找找看。
屏幕中跳出1926年第2期《浙江教育》刊载的1926年3月25日浙江省教育厅指令第五一三号：“令省立第一中学校请印小学部施兴根等毕业证书由”（记者注：由是公文结尾词，表示事由）。
居然找到了给施昕更颁发小学毕业证书的公文。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发现。
施昕更是在哪里读小学的？过去，姚今霆、施海潮、赵大川各家说法不一，有“瓶窑区第二国民小学”“三官堂国民小学”“良渚镇中心小学”等不同说法。但普遍认为他是在良渚念的小学，去杭州后入读省立一中的初中部。
但这份档案明确记载施昕更（原名“施兴根”）1926年3月底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今杭州高级中学）小学部单式部，时年14岁。
也就是说，施昕更在省立一中念的是小学部，而非以往学界认定的初中部。这个新发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
新发现：浙江教育厅指令第五一三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准省立第一中学校请印发小学部施兴根等毕业证书(刊于《浙江教育季刊》1926年第2期)
王宁远查到《申报》1927年7月6日的一条新闻，是一条教育消息，标题《浙省提高教育之新计划一中女中合并》，“原有一中小学部，改称一中一部附属小学”，可知原省立一中确有小学部。
这里要补充一个知识点：1922年推行“六三三”壬戌学制，小学6年（4年初小、2年高小）、初中3年、高中3年，其中高小需自费就读。
所以可以推断，施昕更先在良渚当地国民小学完成初小教育，1924年8月至1926年3月间在省立一中就读高小（高级小学）。
另外，这条公文告诉我们，施昕更是1924年8月入学的，这个时间很反常，和同期毕业生相比，他的入学时间是最晚的。而恰恰是这一反常，印证了施昕更小学曾辍学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这份公文还记录了施昕更的小学毕业成绩86.41分，名列第一。正是因为这个第一名，才得以在政府公文中单独具名，被王宁远大海捞针。
既然小学找到了，那么过去对他读初中的认识，又需要再一次核实。
王宁远查阅1931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号，看到了一份完整职员名单，施昕更的学历标注为“浙江工学院附设工科中学毕业”。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名单
但是，根据姚今霆《施昕更年表》记载，1928年年底，施昕更因家庭贫困再次辍学。照此计算，他在校一共学习了两年半，并未修完三年课程，当属肄业。这和博物馆的记录有矛盾。
这个中学的全名，其实是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附设工科职业学校。这是个什么学校？1927年10月，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次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其附设的学校也随之改为浙江大学工学院附设工科职业学校。
王宁远原来直接用名字搜，他想，从单位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多信息？
王宁远以“西湖博物馆”“浙江大学工学院”“良渚国民小学”“董聿茂”“梁思永”等相关主体为关键词进行系统搜检。他说，这部分工作主要针对没有完成全文转写的文献，需对对应时段的资料逐一浏览核查。
这不像刚才的名字搜索，直接跳出答案，它没有答案，需要寻找者自己破案，串珠成链，工作量巨大，非常艰难。
他说，这就像考古一样嘛。孤证不立，多源互证，注意层位，要分清原始材料和二手转述。
他输入“浙江大学工学院”，跳出了1929年6月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月刊》。其中，第十四期记录了该年度毕业生名单，初级工科纹工科只有3个毕业生，“施兴根”又是位列第一。
由此可见，施昕更是正常毕业，读满3年，并未辍学，与博物馆职员表的记载吻合。“相当于是初中中专。他的最终学历就是初中中专，而不是原来认为的初中毕业再去念类似高中中专。”
更珍贵的是，学院月刊的资料保存齐全，他找到了《艺徒待遇规则》《艺徒通守规则》等一手原始材料。
原来，艺徒班和普通班不同，更注重实际操作能力。施昕更在艺徒班纹工科学习，专门学习设计丝织图与设计丝织品图案，也学习国画和西洋画。这也就是后来我们说施昕更画画很好的原因。
王宁远在原始资料中，拼出了更多施昕更在纹工班的日常生活。
艺徒班学员多为贫寒子弟，不用交学费，只需要交每月5元2角的膳食费，但很多人还是无力负担。各科的招生人数都不多，所以施昕更毕业那一届纹工班只有3人。
这其实是一个学徒班。每天晚上上课2小时，但白天还要在染织彩纹工场内实习工作8小时，加上周末的工作时长，学员一周累计要工作47小时。
看到这里，王宁远在想，施昕更后来做地质、考古去野外调查为什么那么能吃苦，跟这段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而且，他们的生活很不自由，不得随意外出，出工场要向工场管理员请假报备。
施昕更的管理员是谁？
常书鸿。
此时，王宁远又破案了。
过去我们在姚今霆等人的叙述中知道，杭州人、著名敦煌艺术学者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育。但是，无法知道更多的细节了。
此次从月刊中得知，常书鸿在1923年到1927年间，担任该校染织彩纹工场管理员，同时兼任预科班美术教员。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等于留校任教。
我们过去知道，原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云路，1990年左右因为建良渚文化博物馆（良渚博物院前身），去北京常书鸿家里恳请题词，常书鸿跟他清楚地提到，曾经教过施昕更画画。但我们一直不知道，或者也没有想过，他为何会记得这样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施昕更1926年9月进入纹工班，常书鸿教了他一年左右，1927年6月就去法国了。但正是因为师生朝夕相处，常书鸿到晚年还能清晰记得自己有过施昕更这名学生。
林风眠和诗
施昕更早年参与西湖博览会的经历和细节，主要来自《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1929年6月6日，浙江省政府在杭州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会务急需招募大批临时工作人员，施昕更积极报名，出任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甲部杂务课管理员，承担讲解及各类杂务。
去年年底，王宁远忽然想到一件事。过去他检索时，关键词用的都是我们熟知的“施昕更”，但新发现有限。施昕更其实还用过“兴根”“昕赓”“鑫根”等，不如扩大范围再试试。
他输入所有可能的名字，甚至还有错误的名字。考虑到近代报刊印刷精度有限，且数据库多采用OCR自动识别转写，可能存在识别误差，又尝试用“听更”“昕史”等可能的讹误写法进行检索，确实发现了一批因印刷错误或识别偏差导致的漏检文献。
那天，他在报刊数据库里输入“昕赓”，先跳出了1929年10月14日《申报》，“白音”撰写《西湖博览会教育馆之研究（十二）》，刊登在头条“教育消息”栏目里。“施昕赓”出现在文章最后一段：
“第六陈列室，为浙江大学农学院、工学院出品，农产制造均见重要，染织成绩标本亦有次序，最便研究，施昕赓所绘之建筑图案，如爱的渴求，如渴的刑场，不独命意深远，其画法之脱尽寻常俗套，观者咸所注意，佳构也。”
西博会的教育馆以展示高等教育成果为核心，其第六陈列室主要展出浙江大学农学院、工学院及附设工科学校的学生作品，其中就包含施昕更的建筑设计图。教育馆距艺术馆仅三五百米，施昕更自然前往参观过。
这是一个系列报道，一共十三期，以介绍教育馆六个陈列室的展陈内容为主。整篇文章其他人都没提，单单点评了施昕更，且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我很想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循着这条线索，王宁远和施时英前往浙江省档案馆查阅西湖博览会档案，可惜没有找到。
但“昕赓”留下来了，一定会有痕迹。
那天，搜索框里跳出了《西湖博览会日刊特刊·艺术馆特刊》第6期。
西湖博览会整体设八馆二所，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农业馆、艺术馆、教育馆、丝绸馆、工业馆、卫生馆及特种陈列所和参考陈列所。
今天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博物馆中，有一处仿真群像，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邀请蒋梦麟、程振钧、林风眠正在杭州“来音小筑”别墅内座谈，四人达成统一认识：借提倡国货为名，举办西湖博览会，以会展推动城建。
艺术馆的筹备主任，正是在座的林风眠，国立艺术院院长（今中国美术学院）兼教授。他也直接提供了参展画作。其中，油画作品主要包括《担负》《人类的痛苦》《劫掠》《贡献》《囚》等，多是偏重具有“人类精神”的现代主义风格。
“履阶而上。亦均油画大幅。此皆林风眠氏之作品。左为担负。右为人类的痛苦二帧。又有劫掠贡献及囚三幅。内心情绪突涌毫巅。先生名被海内。作风之伟大高超。殆无与京。其余之画。有标价格者。而先生之作品。殆不能以物质衡之矣。”后来成为越剧首位专职编剧的樊迪民在《艺术馆之游》中这样写道。
王宁远翻到报纸第二版，正好刊载了林风眠《人类的痛苦》这幅油画，这是一幅人物群像图，她们的身后，是深暗沉郁的人群：既有戴镣铐的受难者，也有麻木僵硬的施暴者。
林风眠人类的痛苦布面油画尺寸不详原作已毁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感谢刘杨、张素琪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原作在抗战期间被毁。这幅画实际是林风眠为纪念同乡兼留法同学熊君锐所作。熊君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回国后到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惨遭杀害。林风眠满怀悲愤，于1929年创作了这幅巨作，也成为他的代表作。
但是，这幅画展出后，遭到戴季陶等国民党高层严厉指责：“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
林风眠所践行的精英主义色彩的艺术实践，与当时官方所倡导的政治功利主义宣传方向相背离，这幅作品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我就逐渐地转向到办学方面。”林风眠1990年接受李树声采访时这样说。
实际上，在参展西湖博览会前一个月，《人类的痛苦》在上海举办的艺术运动社社员作品首次展览会上已经展出。我们看到了一张会场老照片，正中墙面正是这幅画，占满整面墙。由此可以想象，它在西湖博览会展厅里的位置。
施昕更也看到了。站在这幅巨幅油画前，他在想什么？
王宁远翻到报纸第三版，出现了“昕赓”二字。
这是施昕更以“昕赓”之名发表的诗作《苦痛在人间——看了林先生的创作以后》。林先生，就是林风眠。这是施昕更看完《人类的痛苦》后有感而发之作。
1929年8月19日《西湖博览会日刊特刊·艺术馆特刊》第6期三版
王宁远非常兴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收集到的施昕更唯一存世的文学作品。他说，这首诗能够作为画作配文，刊发在艺术馆特刊上，必然是经林风眠看过并认可后，才得以刊发的。
17岁的施昕更和30岁的林风眠，是否有过交流，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但从施昕更的这首诗里，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共鸣，如诗的结尾——
尾声：
痛苦似在得意之讪笑，
无名无声的人类逝了！
无名无功的人类死了！
这只有这画在人间留下深痛之遗念！
在我惺忪的眼前又看到现实的苦恼！
7月6日
1929年10月20日，西湖博览会结束，施昕更又失业了，回到老家。施时英记得，父亲施忆良经常提起，祖父心情很郁闷，在家不出门外一步，每天做两件事：一是写信给同学、朋友和老师，恳求他们介绍工作；二是读书绘画。
西湖博览会结束后，浙江省政府决定利用博览会的展品，筹建永久性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简称西湖博物馆)，也就是如今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分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二部，自然科学部又分动物、植物、地质矿产三组。
施昕更主动申请，经师长推荐，进入了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工作。此前在纹工班的学习经历，派上了用场，他在矿产组担任绘图员，负责绘制本省地质图及地形图。
这一年，他结婚了，娶良渚镇石桥村傅爱乐为妻。
施时英在浙博档案室整理原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相关档案，在馆方协助下，找到了集中刊发施昕更10篇地质论文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至四期。
王宁远查阅《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6月第一号，翻到最后几页，是一张博物馆职员表名单，看到最后一列——施昕赓，地矿组助理员。这是他入职的名字。
还有一格写着入职年月：1930年7月6日。
西湖博物馆馆刊
这是第一次确认施昕更的入职时间。这几个数字，在王宁远的眼前跳动。
7月6日这个日子，对所有从事良渚考古的人来说，太敏感了。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事实上，在阿塞拜疆申遗现场的我和王宁远都知道，这个时点并非事前得知，非日程安排，而是前面一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误机，大会随机调整议程的结果。
2022年，王宁远主持编撰《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采访了良渚考古重要遗址领队和学者，而施昕更，没有办法采访，生平部分由他整理相关文献与史料，按照时间表代为撰写。
那时，他作为学术史来梳理。慢慢地，这些年的新发现，让他重新梳理施昕更的学术年表，发现从1930年入馆的五六年间，施昕更的足迹遍及省内穷乡僻壤。1933年到1938年短短6年间，共有24篇地质与考古发掘类文章发表，1部著作问世，1部著作未刊。这不是光用手就可以写出来的。
“我觉得他简直是个天才，那6年写的地质和考古的文章，比很多学者一辈子写的都要多。”王宁远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际遇与学术素养，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完成那么大量的工作？
他被施昕更的人生牵引着。他想要追寻的，并不只是填补学术史的空白，更是问题史、生命史、时代史。
苕溪日记
读完新发现的施昕更24篇论文，王宁远回到了90多年前的现场。
1930年，施昕更入职这年的年底，地矿组主任朱庭祜及技术员姚文光、还连亿相继辞职，组内仅剩主任、助理、工手三人，勉力支撑工作。再查1931年职员表，矿产部只剩盛莘夫和施昕更两个人。
施昕更不是地质科班出身，他的师父盛莘夫也是半路出家，学蚕桑出身，之后成为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两个人都是自学。王宁远翻阅馆刊，师徒二人的文章，能占馆刊的1/3。
当年的西湖博物馆跟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完全不同，朝不保夕。比如，1933年7月1日，自然科学部主任、动物学家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博物馆经费紧张，这一年的经费压缩为上年的一半。但是，董馆长后来为施昕更良渚调查发掘、研究和报告出版提供了关键支持。
施昕更必然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珍惜。他一开始在室内绘图，不用去野外调查。此时，一个学术部门只剩两个人。1930年8月起，施昕更开始跑野外，跟着继任主任盛莘夫在西湖周边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和标本采集。
“亦注意杭州市附近经济地质，以作工商业之助……采得古生物化石异常丰富，内有珊瑚类十一种，腕足类三种，有孔虫类三十五种，腹足类一种，苔藓虫类一种，出版《飞来峰石灰岩研究》一册。”跑野外的经历让这个“小白”迅速成长。1932年9月起，他已能独立承担地质标本采集、矿产资源调查任务。
1933年夏天，西湖文澜阁，临湖窗下，施昕更展开一幅扇面，忆写雷峰塔旧影。
“雷峰夕照，癸酉夏日，昕更写于西湖文澜阁之东窗。”
施昕更1933年绘制扇面。原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施时英在浙博找到了爷爷绘制的扇面，也是目前找到的施昕更唯一生活物件和绘画作品。同时还找到同年施昕更《苕溪流域调查地矿及采集标本情形》报告手稿，其中包括了《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调查计划、线路图、每日记录一应俱全。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出差工作日记簿，纸页发黄，施昕更的字端正、清秀。
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内页
1933年10月27日—11月22日，他独自一人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及采集标本，经杭县、余杭、孝丰、安吉、吴兴、武康等六县。11月22日回到杭州，5天后，在孤山馆中写完了调查报告，上交给董聿茂。
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内页
他的调查日程，排到14项，精细到天。比如1.由杭州至瓶窑镇，工作五天。五天怎么安排？下面又分成abc——a.大雄山一带调查二天；b.窑山一带调查一天；c.上纤埠一带调查二天。
接下来是出差花费：1.川资八元；2.膳宿费十七元（每日平均以一元计合计如上数）僱工膳食在内；3.杂费五元；4.临时僱工五元（每日平均以三角计）；共计三十五元，外再加预备费五元。
出差27天，花费40元，差不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施时英还找到了爷爷的工资条：1937年1月31日，地矿组助理施昕赓发到工资45元。
王宁远说，45元相当于现在购买力的六七千块钱，只能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生活。
首次发现施昕更的工资条
和他的考古起点一样，施昕更的苕溪地质调查也是从瓶窑开始的。
十月二十七日，由馆至瓶窑镇。
十月二十八日瓶窑—南窑山—栲栳山—石塘山—黄山—窑山。
十月二十九日天雨休息。
十月三十日瓶窑—羊山—树山—凤山—全山—长明桥—返。
十月三十一日瓶窑—长明桥—向山—大雄山—狮子山—大观山—银子岭—太仆山—长明桥—返。
十一月一日瓶窑—长明桥—良渚—荀山—近山—东山—西山—南山—岳山—上纤埠—返。
看到这里，王宁远有些激动。今天的良渚古城、水坝，施昕更全都去过，彭公，也去过。良渚考古还没有开始之时，施昕更已经把后来考古人跑的点都给踩了。
十一月三日瓶窑—彭公岭—黄湖镇—古城—百丈—幽岭—港口。
这一天，他离开瓶窑往西北走，入孝丰县境，雇了一个临时挑夫，帮他挑行李标本等物。过了百丈后，他发现“匪风甚炽”。幽岭一带，白天经常有人抢劫，政府派了一队士兵护送行人，或许是隔天派一次，这一天刚好休息，无人保护，他只能冒险而行。
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内页
11月12日到安吉后，连住的地方也找不到。“城内殊冷僻，皆桑地菜园及住宅，找客栈而不得，县政府亦未能安插，后勉强至一饭店憩足焉。”
他为什么要去调查苕溪流域的地质现象？
“浙省西北部地质矿产，经前后调查有正式报告发表者，凡有十余次，故大致已告完竣，仅有孝丰、安吉二县，尚未见有人涉足调查，致留一缺点。昕更乃有意稍效力是项工作。”
读完这本90年前的工作日记，当代地质工作者董传万（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当代青年考古工作者姬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则看到了更多——
在盗匪横行、交通阻塞的年代，一个年轻人肩挎装有地图、地质图、手册（记录簿）、采集袋（标本袋）的肩包，手持铁锤（地质锤）、倾斜仪（罗盘）、扩大镜（放大镜），独自一人，考察东、西苕溪流域，考察山形地貌、河谷溪流，记录沿途各种地质现象。
我们在报告的最后，看到了他手绘的路线图。他辨认出石英碱性粗面岩、凝灰岩、黑曜岩、花岗岩、闪长岩、辉绿岩、长英岩（霏细岩）等岩性的山体；识别出奥陶纪印渚埠岩系、泥盆纪千里岗岩系等地层。
施昕更绘制的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经过路线简图
董传万和姬翔在《施昕更文集》导读中提到，施昕更当时已经正确注意到“本区火成岩浆之喷发与侵入二作用，确有同时发生之可能”，并准确推断“流纹岩与花岗岩为同一酸性母岩”（《杭县北部之火成岩》，1935年）。此一认识，比二十世纪末提出的“浙闽沿海晚中生代火山—侵入杂岩同源、同时、同空间三位一体”之成因认识早了五六十年。
虽为地质新人，下田野让他迅速成长，力求每次出野外跑地质，都有新认识，更有新发现。他发现了良渚、仇山等地的高岭土，可为制作瓷器、玻璃、耐火砖之材料；他辨认出孝丰县城南下汤村附近奥陶纪印渚埠系矽化石灰岩中被当成煤来开采的，是黑色沥青质页岩，找到了当年开井挖煤失败的原因。1933年，21岁的施昕更在杭县境内调查地质，首次发现上纤埠东山氟石矿。
“他跟盛莘夫两个人，简直就是把浙江省的地质捞起来的那两个人。”王宁远看到这里，再次感叹。
“地质研究之野外工作，甚为重要，犹如人身血脉之活动。”
那年，施昕更在1.7万字的《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中写下这句话，让人想到良渚考古前辈牟永抗先生说的：没有田野，就没有生命。施昕更对野外地质工作的重视，为他后来转到考古领域打下了基础。
携锥入山
这些年的夜晚，似乎是王宁远和施昕更“独处”的时间。我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和王宁远聊天”，经常会在凌晨收到他发来的最新发现。
他只轻描淡写来一句：我就喜欢七找八找。
这次收集施昕更的未刊稿，在散失处找，在覆盖层里辨，在别人觉得无用之处较真。他有一个明确目标，或者说是他多年的心愿：找到《浙江矿产志》。1945年，施昕更去世后6年，《浙江省通志馆馆刊》以遗著的形式发表过该书的绪言。
但是，这六七年，无论检索任何关键词，都没有出现这本书的身影。今年4月我采访王宁远时，他再次提及此事，“这是现在最遗憾的事”。
他又补了一句：“但还想试试。”
8月26日晚上，他用“浙江省通志馆”等关键词继续查找，依然没有搜到。但是，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上检索到两条消息，是1944年浙江省通志馆向西湖博物馆借阅《浙江矿产志》手稿的来往函件，一个借函，一个还函。
线头出现了。
这就说明，施昕更去世后，这份手稿的确还在。
在哪儿？王宁远继续推理，浙江省通志馆1949年停办，之后，资料移交给了浙江图书馆，推测东西应该还在省博物馆或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再次检索后，反馈没有。他又请浙江省博物馆吴庐春老师再查，的确是没有手稿。
但是，吴老师检索发现了一条线索，1954年浙江省工业厅来借阅《浙江矿物志》的来往函件。
两本书一字之差，王宁远推测，大概率就是同一份手稿，应是当时填写有误。
吴老师提醒说，会不会博物馆分家的时候档案也分了，矿产地质资料很有可能在浙江自然博物院。
8月27日13点51分，他收到了自然博物院发来的消息：找到了。
“最后的拼图，在最后时刻找全……真是老天有眼。万分感谢，书马上要截稿，这属于最后的努力了。”王宁远敲下了这句话。
“那天是8月27日，中元节，正是慎终追远、缅怀先人的日子，这大约是对施先生最好的纪念吧。”他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安慰的。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差不多也就这些了吧。”
施昕更《浙江矿产志》手稿封面
这本矿产志，施昕更是什么时候写的？
王宁远读完后发现，找不到写作时间。但是，施昕更在《浙江矿产志》绪言中写道：
编者五六年来，携锥入山，从事于浙江矿产方面之工作，足迹遍涉穷乡僻壤。查勘矿区，以浙西居多，并以余力致力于此；历时年余，始可完成。且广求博收，去繁存简，并辅以实地调查之结果，得五六万言。
施昕更的地质调查始于1930年，王宁远推测这本书是施昕更在1935年或1936年完成。这是浙江省第一部矿产志，再次填补了浙江地质矿产史的缺环。
施昕更《浙江矿产志》手稿内页
这部矿产志的发现，让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一件事。1936年，施昕更在杭州古荡、良渚、瓶窑一带野外地质调查过程中，遇到黑陶片，即产生广泛联想，科学求证，以地质人的身份介入考古工作，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址，这并非偶然。
董传万和姬翔这样写道：“丰富的地质实践、扎实的地质基础、宽广的科学视野、敏锐的科学嗅觉，使得施昕更成为浙江地质考古和良渚考古第一人。良渚文化的发现，既是施先生专业使然，也是他厚积薄发、触类旁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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