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长期被犹太人欺负，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他们团结不起来，始终是一盘散沙。这个从历史来看，就是早期的阿拉伯人在整个中东地区可能都是部落化的社会结构。这种原始的组织形式，在很多地方一直持续至今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最典型的可能就是阿联酋，虽然是已经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但是整个国家的行政治理结构还是部落化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部落认同，让同说一种语言、同信一个宗教的人们，难以真正拧成一股绳。当危机来临，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保护自己的家族、酋长国或王室，而非一个泛阿拉伯的共同事业。
上世纪中叶那几次联合对以战争，像一场被外力短暂粘合的沙雕。埃及的纳赛尔能振臂一呼，背后是冷战格局下苏联的军火与意志支撑，更是民族解放浪潮提供的时代情绪。一旦外压减弱，潮水退去，沙粒间的缝隙便迅速显现。
分歧很快超过了共识。1979年，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媾和，被阿拉伯联盟开除。这一举动像打开了泄洪闸，各国越来越依循自身的地缘利益行事。富油国用石油美元谋求安全，前线国家在战火损耗中自顾不暇，君主国则更警惕内部的民变而非远方的兄弟。
巴勒斯坦问题成了最清晰的试金石。口号上的支持从未断绝，但实质行动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资金援助时断时续，军事支持难成气候。当哈马斯与法塔赫内讧时，周边大国甚至根据自身好恶选边站队，进一步撕裂了巴人的抵抗阵线。

近年来，这种分化以更直白的方式上演。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看重的是技术合作与共同应对伊朗的威胁。沙特虽未正式建交，但与以色列的安全协作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对他们而言，伊朗的什叶派扩张，比犹太人的存在更具紧迫性。
部落的思维并未因建国而消散，它转化为了国家层面的现实考量。海湾国家担忧穆斯林兄弟会式的政治伊斯兰，约旦和黎巴嫩首要安置难民维持稳定，埃及的核心是尼罗河水与西奈半岛安全。所谓“阿拉伯大局”，在各自的具体生存面前，常常显得遥远而抽象。
因此，团结更像一个情境性的产物，而非稳固的常态。只有当威胁足够巨大且直接（如某个区域外大国全面入侵），或利益高度重合且即时（如联合石油禁运），才可能催生出短暂的协同。而在日常的、复杂的、利益交织的中东棋局里，各自为政才是更普遍的状态。
这盘散沙，或许并非一时之困，而是千年社会结构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漫长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