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是如何成为印度国父的——只有在印度才能有的传奇
甘地坐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法庭外台阶上，手里攥着刚赢下官司的案卷。他赢了，雇主满意地走了，可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起三年前被从火车上扔下来的那个夜晚，身上的淤青早就消了，可那种屈辱感像一根刺，扎在骨头缝里。他决定做一件事：把南非的印度侨民组织起来，不靠拳头，靠忍耐。

他先去找了当地印侨商会的头人帕特尔。帕特尔是个胖商人，经营布匹生意，在南非待了十几年，最怕惹事。甘地开门见山：“我要组织一场抗议，反对那个专门针对我们的印花税。”帕特尔摇头：“你疯了，英国人抓人比抓鸡还快。”甘地说：“他们抓，我们就进。他们打，我们不还手。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对一个不还手的人做什么。”

抗议定在周一早晨。甘地带着三十多个印度侨民，站在移民局门口，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是忠诚的英国臣民，但我们要公平”。警察来了，二话不说，抡起警棍就打。有人倒下，有人流血，甘地自己挨了一棍，肩膀火辣辣地疼，但他没动，也没让身后的人动。警察打累了，开始抓人。甘地第一个伸出手，让手铐扣上。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一个接一个，都伸出了手。
监狱里条件很差，一间牢房挤着十几个人，地上铺着稻草。甘地却觉得心里踏实。他每天早晨在牢房里做祈祷，然后给狱友讲道理：我们不是要打败英国人，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忍耐。有个年轻侨民不服气，问他：“我们这样忍，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改？”甘地说：“他们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忍得够久，他们就会愧疚。”

一个月里，甘地进了三次监狱。每次放出来，他又组织新的抗议。消息传回印度，报纸开始报道这个在南非“用忍耐对抗暴政”的律师。印度本土的国大党注意到了他，派人来南非看他到底在做什么。来人是个中年知识分子，叫尼赫鲁，后来成了甘地最重要的伙伴。尼赫鲁在南非待了五天，亲眼看见甘地带着侨民游行，被警察用水枪冲散，又爬起来，浑身湿透，继续走。尼赫鲁回去后对人说：“这个人不是靠嘴说，他是真的能忍。”
南非政府终于受不了了。他们可以镇压暴力，却不知道怎么对付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人。更麻烦的是，英国本土的报纸也开始报道这件事，一些议员在议会里质问南非政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南非总督私下对幕僚说：“这个甘地，比那些拿枪的还难缠。”

最终，南非政府妥协了，取消了针对印度侨民的印花税。甘地走出监狱时，外面站满了迎接他的侨民。他没有欢呼，只是平静地说：“我们赢了，因为我们没有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消息传回印度，甘地的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他回到印度时，国大党已经等在码头。他们问他：“我们该怎么从英国人手里拿回自己的国家？”甘地说：“用我们最软弱的方式，让他们最强大的力量无处使。”国大党的人面面相觑，有人问：“这能行吗？”甘地笑了笑：“我在南非试过了，行。”
后来的事，就是那场席卷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号召印度人拒绝购买英国商品，拒绝给英国人工作，拒绝进英国人的学校。英国人起初嘲笑他，后来发现整个印度的纺织厂停工了，商店里的英国货堆成山，没人买。他们抓人，监狱满了，可外面的人还在继续。英国人终于明白，他们可以打败一支军队，却打不败一群愿意坐牢的人。

二战爆发后，英国自顾不暇，印度独立成了必然。1947年，英国人撤出印度，甘地站在新德里的阳光下，看着国旗升起。他没有欢呼，只是说：“我们自由了，但真正的自由，是让每个人都不再害怕。”他被称为“圣雄”，被称为“国父”，可他自己知道，他做的只有一件事：用忍耐，换来了一个国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