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到钱弘俶时，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经济上，贸易机构被纳入北宋管理，利润大量流向中原；军事上，吴越军队多次受命配合宋军作战，指挥权逐渐丧失。南唐覆灭后，吴越已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势。钱弘俶面前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必败的抵抗中把江南打成焦土，要么在尚可议价时交出土地，换取保全。他选了后者。

这一选择最坚实的依据，是吴越三代奉行的“保境安民”国策与钱镠“善事中国”的遗训。苏轼在《表忠观碑》中写得很清楚：吴越之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这份近百年的太平，若因一姓之王的孤注一掷而毁于战火，才是最大的不义。胡三省直言其“不战而归地，功德在民”。从结果看，江南免于兵灾，经济文化脉络未断，两浙在宋代继续成为东南财赋重心——用一场体面的交接，换来了一个区域文明的延续。

当然不必把它美化为一纯粹道德壮举。钱弘俶是在大势已去时的理性计算，带有被迫成分。但明智从来不等于自愿。在无法逆转的局势中，选择一个代价最小的结局，并且这个结局恰好与百姓的利益重合，这本身就需要超越一己权位的判断力。钱弘俶的“退”，是大势之下的退，却退出了比许多“坚守”更少血泪的历史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