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夏刚开始也是想纳土归宋的！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随州刺史李克文入朝，献上了一件极重的旧物——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铁券。一同呈上的还有朱书御札。宋太宗“嘉之”，授李克文澶州刺史。同一年，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率族入朝，献出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留居京师。从姿态上看，这几乎就是吴越钱俶“纳土归宋”的翻版：交出土地，献上祖传信物，换一个富贵闲人的晚年。

可结局分道扬镳。钱氏子孙在宋朝世代簪缨，定难军却在李继捧献地后不过数月，就由族弟李继迁在地斤泽重新点燃了战火，最终长出了一个让宋朝头疼一百多年的西夏。

铁券是真的。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那块铁，上面刻着唐朝对党项李氏“永代无变、子孙继袭”的承诺。李克文把它带到开封，本意是向新朝展示家族的历史分量。可在宋太宗眼里，这块铁券恰好是一份需要被废除的旧合同。五代以来的藩镇世袭，正是宋朝“强干弱枝”要削掉的东西。唐朝承诺的“子孙继袭”，在宋朝的制度逻辑里不是荣耀，是病灶。献上铁券，等于把一份过期的契约摆到了新主人面前，而新主人只会把它看作前朝遗留的麻烦。

吴越的“纳土”之所以能善终，前提是钱俶本人已经无牌可打。吴越北、西、南三面被宋军合围，东面是大海，地形一马平川，军队以商业和农业养出来的步卒为主，野战能力远不足以对抗宋军。钱俶入朝前反复上表“乞归杭州”，宋太宗“不答”，他只能留下来。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收购，钱俶交出的是一块已经被围死的棋。

定难军不同。党项盘踞的夏、绥、银、宥诸州，地处陕北与河套边缘，北面是漫漫沙碛，南面有横山山脉作为屏障，退可入草原，进可扰边郡。党项部族“从小马背上长大”，战马来源不断，骑兵来去如风，宋朝的步兵方阵到了黄土高原和沙漠边缘，机动性立刻被抵消。更关键的是，李继捧献地时，宋朝要求把李氏五服以内的亲族全部迁往汴京。李继迁当场反对，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离于渊。”对吴越钱氏来说，离开杭州是失去一块地盘；对党项李氏来说，离开夏州是失去整个部族的生存根基。钱俶可以接受做一个开封的富贵闲人，因为他统治的是一套已经官僚化的地方政权；李继迁不能接受，因为他统治的是一个以血缘和部族为纽带的游牧—半农半牧联合体，首领一旦离开草场和马群，权威就归零了。

李继迁出奔地斤泽后，真正的转折发生在雍熙三年（986年）。他遣使向契丹请附，辽朝以宗室女下嫁，授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封夏国王。契丹需要一个人在宋朝的西侧制造麻烦，李继迁需要一个大宋打不到的后方。这个联盟一旦成立，定难军就不再是一支孤立的叛军，而成了宋辽对峙格局中一颗拔不掉的钉子。吴越没有这样的外部选项。契丹的势力够不到江南，钱俶即便想抵抗，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倚靠的第三方。

回头再看李克文献上的那块铁券。它承载的是唐朝对藩镇的妥协——你有实力，我就给你一纸世袭的承诺。宋朝不再做这种交易。宋太宗要的是把所有的“世袭”都收归中央，把所有可能长出割据的地方都铲平。铁券在开封的朝堂上被“嘉奖”了，可它保证的东西，恰恰是宋朝最不愿意兑现的。吴越交出的是一块已经被围死的棋，所以钱氏拿到了富贵；定难军交出的是一块随时可以重新落子的棋盘，所以李继迁跑了。铁券上的字没有变，可坐在龙椅上的人，已经不认那套旧写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