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溥仪和李淑贤新婚夜，发生了古怪事：溥仪一直等新娘子睡着才靠近，竟只是闻她的头发和脖子，却始终没有亲密之举！

这一年的北京，一间普通的卧室里。

新婚的夜晚，灯泡亮着。李淑贤躺在床上，等着丈夫过来。但她等来的，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背影。溥仪在看书，看得很认真，翻页的声音不紧不慢，像一个独居了太久的老人。

她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在等，等她先睡着……

他是皇帝，但不是她想象中那种皇帝。

李淑贤是护士，不是小姑娘。她结过婚，知道夫妻之间的事该是什么样子。但婚后的日子让她越来越不安。溥仪总是在深夜看书，等她睡着了，才轻手轻脚地走过来。

他做的事情很奇怪——俯下身，闻她的头发，闻她的脖子，像在确认什么，又像在靠近什么。有时候她半夜醒来，发现他正戴着眼镜，在灯下仔细端详她的脸，钟已经指向凌晨三点。

她问过他，他说“习惯了”。她信了，但心里那个结越系越紧。一个男人娶了妻子，不碰她，只闻她的头发？

这件事说不出口，但身体的直觉比语言诚实得多。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冷漠，而是某种更深的沉默。他在回避什么？他怕的是什么？

谜底揭开的方式，比她想的更直接。

有一天溥仪说要去医院，她陪他去了。他没挂号，没看诊，径直走进注射室。她跟进去，看见了针管里的东西——荷尔蒙注射液。她当了多年护士，不用问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关于溥仪为何丧失男性功能，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其实有所暗示。

他幼年生活在紫禁城，身边只有太监和宫女，太监们怕他夜间乱跑，常将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宫女推到他床上，任由她们对他进行强制性的“启蒙”。一个尚未发育的孩子，长期被如此摆布，身体被过早地透支，甚至被逼服下壮阳药物来维持，最终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据其病历记载，溥仪早在三十年前当皇帝时便已有阳痿之症，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这个病根，是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种下的。

那一刻李淑贤什么都明白了。他不碰她，不是因为不喜欢她，是因为不能。他闻她的头发和脖子，是他在用唯一敢用的方式去靠近一个他无法拥有的东西。

那种亲密，是隔着玻璃的亲密……

李淑贤哭着跑回家。溥仪跟在后面，低着头进门，半晌没说话。她终于憋不住了，厉声质问他为什么打这种针。溥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开口说：“我实在对不起你。当时我不能告诉你。那么多女人我不喜欢，就是喜欢你，这事只得瞒着你。”

说完，扑通一声，他跪下了。

一个做过皇帝的人，跪在地上，哭着说：“你要和我离婚，我也不活了。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你还年轻，我同意你交朋友，我不管你，我不能给你带来一生的痛苦。”

这段话里有哀求，有自弃，也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坦诚。他把自己的尊严全部交出来，摆在她面前，让她决定。李淑贤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跪着的男人，他曾经是九五之尊，现在是她的丈夫，一个在深夜闻她头发却不敢碰她的男人。

她心软了，她把溥仪拉起来，说：“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也就这样了。”

但这个故事真正令人动容的地方，不在这一跪。

在于后来。

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溥仪的身体确实不行，但他在别的地方用力。李淑贤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着，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值夜班，他等她回来才吃饭，无论多晚，一次没有先吃过。

他学做家务，帮倒忙，打碎盆子砸了锅，态度却总是好的，承认自己笨，说能学会。他像一个笨拙的学生，在婚姻这门课上从头学起，而他能交出的，只有那些细碎的、日常的、不涉及身体的情意。

李淑贤不是没有后悔过。

1965年溥仪查出肾癌，切了左肾，她照顾他，端屎端尿，擦身喂饭。后来病情恶化，她白天搀扶他步行就医，晚上给他擦身洗脚。他偏爱吃中药，她怕药房熬得不够火候，拿回家自己动手熬。

她做了所有一个妻子该做的事，但她心里缺的那一块，始终没有被填上。

溥仪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淑贤，我对不起你。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她没让他说完。
多年以后，有人问起她和溥仪的婚姻，她说过后悔。

她说嫁给溥仪，一天福也没享过，尽是受苦。1997年她去世前，明确表示不要和溥仪合葬，理由是“溥仪当了大半辈子的傀儡，死后不能再让他当招牌了”。

这些话被很多人引用，作为她怨恨这段婚姻的证据，但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后悔的，未必是嫁给溥仪这个人。她后悔的，是嫁给了一段她无法进入的生活。

溥仪在灯下看书的那些夜晚，闻她头发的那些瞬间，跪在地上求她别走的那个下午……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男人在用他仅有的方式去爱她。

但他的方式，困住了她。她想要的是丈夫，得到的是一段需要她去守护的沉默。她想做母亲，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

她怨恨的是命运，不是他。

这段婚姻里最残酷的东西，不是荷尔蒙针管里那一管透明的液体；是两个人明明想要靠近，却只能隔着一层永远不会碎的玻璃，彼此看着，彼此闻着头发的气息，彼此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