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大谱！”一班主任休产假，学校按流程调换新的女老师接手班级。部分家长对此心生不满，递交举报材料，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诉求，希望新来的女老师做出承诺，保证在代班期间不会怀孕。

面对这样的举报，这位女老师感到十分无语，但也不得不做出应对，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类似的举报还有不少，某学校为了落实劳动教育，安排学生轮流参与厕所清扫工作，本意是锻炼孩子的劳动观念，却遭到家长投诉，质问学校为什么不花钱聘请保洁人员。

还有一桩陈年旧事被翻了出来。两年前课堂上一名孩子尿裤子，老师恰逢手头有教学事务，没能第一时间护送孩子离开教室。

可谁知时隔许久，家长竟带着孩子实名举报，指责老师对孩子缺少关心照顾。

正因为这些举报，导致现在不少老师在批评学生之前，还得先想方设法夸奖一番作为铺垫情绪。

课堂上不敢提高音量，不能流露出负面情绪，只能用哄劝的语气引导学生听课。

有从业多年的老教师内心备受打击，主动转到后勤岗位，只求安稳熬到退休。

地方教育部门的数据更能反映现状，西南某地教育局在短短8个月内，累计收到128起针对教师的举报。经过逐一核查，真正具备事实依据的举报仅有7起。

很多无依据举报能够层出不穷，核心原因在于举报成本极低。一通电话、一封邮件就可以发起投诉流程。

可被举报的老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撰写情况说明、配合各类调查，挤占正常备课上课时间。

不少学校为快速平息矛盾，习惯性选择息事宁人，要求老师必须道歉、写检讨，以此安抚家长的心，也不管对错。

这种处理方式形成了负面示范，当家长发现，通过举报施压就可以达成诉求后，这套方式就会在家长圈子中流传开来，变成所谓的“维权技巧”，无厘头举报的风气也就慢慢被助长。

长期的奇葩举报，直接剥夺教师正常履职的自主裁量空间。教学过程中大量突发状况，本就需要老师结合现场情况灵活处置，没有统一标准答案。

可只要每一次现场判断，都有可能变成被举报的把柄，老师就会开启“防御式教学”。不求把学生教好，只求不惹出任何麻烦。

这份妥协带来的后果，最终会落到学生身上。孩子面对的是不敢严格管教的老师，模糊的是非标准，还会潜移默化学到“谁闹谁有理”的错误逻辑。

《民法典》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家长的确享有举报之权，但这种权利也不能滥用。如果老师的确存在过错，那举报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是因为家长心里不舒服举报，甚至希望逼迫校方、老师妥协，那就是滥用权利。

目前法律上并没有针对这种滥用举报权如何处罚的规定，所以零成本的投诉，将全部的代价都压在了一线老师身上。

学校一味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更是加重了老师的负担。

因此，针对那些不实的举报，以及学校和稀泥式的调解，有关部门应当免于学校领导的职位，让有能力的人来担任领导一职。

作为学校领导，就应该为老师们挡风遮雨。

最后，合法的监督举报渠道理应保留，用来处理教师真正失职失德行为。但绝不可以拿举报当做武器，去干涉教师合法私生活，去否定教学工作里正常的专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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