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众所周知的新疆收复功臣，然而实际上，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在甘肃肃州（现称酒泉）坐镇指挥，并未亲自涉足新疆。真正领兵前线，击败阿古柏和白彦虎的是刘锦棠，他是当时前线的总指挥，有“飞将军”之称。
光绪二年春，刘锦棠在肃州大营接过左宗棠递来的令箭时，帐外只有风声。左宗棠只说了六个字：“粮草已备，必胜。”刘锦棠没接话，把令箭揣进怀里就出了帐门。
他带出的队伍里，多是跟着他从湖南一路打过来的老湘营子弟。队伍开拔前夜，伙夫老陈偷偷往他行囊里塞了五块干饼。“将军，听说那边沙子比米多。”刘锦棠捏了捏饼，什么也没说。
前线第一道难关不是敌军，是戈壁。队伍行至哈密以东三百里，水囊已经见底。探马回报，白彦虎的骑兵刚洗劫了前方最后一处水源。刘锦棠下令全军停止前进，自己带着两名亲兵爬上沙丘。夕阳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他在沙地上画了三条线。
“今夜分三队。”他回到营地宣布，“一队佯装主力继续沿官道前进。二队轻装向北，疾行八十里，那里有处暗河。三队跟我走西南小路。”有部将想问，被他抬手制止：“白彦虎料定我们会抢水，我们偏去掏他老窝。”
果然，白彦虎的主力在官道设伏整夜，等来的只是一队拖着树枝扬尘的疑兵。与此同时，刘锦棠亲率的八百人已经插到白彦虎囤积粮草的据点——一个叫红柳沟的山谷。守卫还在睡梦中，营门就被踹开了。
粮草被焚的消息传到白彦虎耳中时，刘锦棠的人马早已退到三十里外的高地。白彦虎暴跳如雷，亲率三千骑追击，却在戈壁滩上中了埋伏。刘锦棠事先在高地两侧沙坑里藏了五百火枪手，等骑兵进入射程，枪声从三个方向响起。
那一仗，白彦虎丢下四百多具尸体仓皇西窜。刘锦棠没有追，他蹲在一具敌军尸体旁，从怀里掏出老陈塞的干饼，掰了一半放在尸身旁边。“都是爹娘养的。”他对身边的副将说，“传令下去，今后抓到的俘虏，不杀。”
解决了后顾之忧，他才转向南疆。阿古柏在达坂城布置了重兵，城墙新加固过，城头架着从英俄买来的大炮。刘锦棠围城七日，每日只派小股兵力佯攻。第八天夜里，他招来营中所有会挖煤的湖南兵。“不从上面打，”他用马鞭点着脚下的地，“从下面过。”
地道挖了六个晚上，出口直通城内粮仓。第七日凌晨，粮仓突然起火，守军大乱。就在阿古柏守军忙着救火时，城外的湘军主力发起总攻。阿古柏在亲兵护卫下从西门逃走，三个月后，被发现死在喀什城外的一座庄园里，身旁只有一个空酒壶。
光绪四年冬，刘锦棠站在伊犁河边，看着对岸俄军的哨塔。朝廷的议和使臣已经过去三天了。副将递过来一封信，是左宗棠从肃州发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字：“疆土已复，将军可还。”
他把信折好收进怀里，继续望着对岸。直到天色全黑，哨塔亮起灯光，他才转身对副将说：“传令各营，明日拔营。但留一队哨兵在此，年节不改，日日照常升大清的旗。”
队伍开拔那天，不少当地百姓跪在道旁。有个维吾尔族老人捧着一碗马奶酒跪到他的马前。刘锦棠翻身下马，接过碗喝了一口，剩下的泼在地上。“地还给你们了，”他用生硬的维吾尔语说，“好生种。”
回肃州的路上，他让队伍先行，自己落在最后。戈壁夕阳里，他掏出怀里那支左宗棠给的令箭，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插在路边一丛红柳下。
回京受封那天，朝廷赐他黄马褂。他穿上后，在百官面前转向西方，跪地叩了三个头。有人问他在拜什么，他说：“拜那些没穿上这衣服的兄弟。”
此后三十年，他再没踏足西域。只是每年春末，肃州旧部都会收到他从湖南寄来的干饼，附信上永远只有那六个字：“粮草已备，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