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的一生，正如徐向前晚年客观而深情的评价那样：“他犯过错误，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是个好人。”

1996年6月，李特在蒙冤牺牲58年之后，经组织审查核实，推翻了强加在李特头上半个多世纪的所有不实之词，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生于安徽霍邱。他早年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1924年被党组织选派赴苏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基辅军官学校、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深造，与萧劲光是同窗。他个子矮小，在苏联被同学以英语“Little”戏称，遂改名“李特”。这段经历赋予了他当时红军中极为稀缺的正规参谋素养：识图、绘图、战役筹划、正规化训练，都是他的长项。徐向前后来评价他“心很细，考虑比较周到，许多作战命令与训练指示都是他起草的”。‌

1930年回国后，李特进入鄂豫皖苏区，历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成为徐向前在军事上的重要助手。四方面军能从游击队转型为具备大兵团作战能力的正规红军，李特在参谋业务和部队整训上的贡献不可替代。

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北上与南下之争走向分裂。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连夜北上，李特奉陈昌浩之命，骑马持枪追至班佑河畔，拦住红军大学队伍，当众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甚至挥鞭抽打不愿南返的四方面军干部。彭德怀一度命令警卫部队子弹上膛，气氛剑拔弩张。毛泽东最终以“捆绑不成夫妻”化解了冲突，但李特在那一刻把自己钉在了“公开对抗组织”的对立面上。‌

此后他随张国焘南下，经历了百丈关的惨败，又在三大主力会师后被编入西路军，出任参谋长。这个任命本身就带有某种“戴罪立功”的意味：组织需要他的专业能力，但班佑河的那一幕从未被忘记。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战略与后勤的双重绝境导致，非一人之过。李特在倪家营子的血战中日夜筹划，在石窝山分兵后随李先念的左支队穿越祁连山，靠识图能力为残部寻找生路，最终将四百余人带到了星星峡。他没有逃跑，没有抛弃部队。‌

然而，到达迪化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关于西路军失败责任的清算。李特性格刚烈暴躁，在会议上与组织代表激烈争吵，拒不认错，并坚决要求去苏联“说清楚”。在1937年底的政治气氛中，这些行为被迅速拼接成一个致命的罪名。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途经迪化，以“托派分子”的罪名将李特与红五军政委黄超秘密处决。没有公开审判，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证据，36岁的红军参谋长在迪化郊外被草草掩埋。‌‌

李特死后， “托派”“反革命”的标签压了他半个多世纪。但当年与他并肩穿越祁连山的人从未忘记真相。徐向前晚年多次向组织反映，话很朴素，却极有分量：“李特这个人我了解……他在长征途中反对组织北上，这是严重的原则错误；他在西路军失败后有情绪，这也是思想错误。但错误归错误，他不是反革命，他是个好人。”李先念也明确表态支持为李特正名。

1996年6月，组织正式为李特平反昭雪，追认其为革命烈士。此时距他被害已过去五十八年。

回看李特的一生，他并非完人：教条、固执、政治上不够成熟，班佑河畔的迷失与冲动确实铸成了大错。但将一名在绝境中流尽血汗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用毫无根据的政治标签秘密处死，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极其深刻、极其沉痛的教训。这不仅仅是李特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年代“肃反”极左失控的缩影。 徐向前那句“他是好人”，之所以沉痛，正在于它拒绝用政治标签去覆盖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犯过错误、但从未背叛自己队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