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中方第五师编制情况。第13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是五师的核心野战主力，下辖37、38、39团，

一支拥有一万五千多人的抗日队伍，为什么没有把兵力全部集中起来，而是分成正规旅、游击纵队和地方武装？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的组建，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武汉外围的敌后战场上，能够集中力量打仗固然重要，可要长期站稳脚跟，还得有人守住根据地、保护群众、切断日伪军交通线。这种特殊的作战环境，决定了第五师从成立时就不能照搬普通部队的组织办法。
1941年4月5日，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完成整编，新四军第五师正式成立。全师约15300人，设第13、第14、第15旅，以及两个游击纵队和警卫团。
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这次整编并非简单更换番号，而是把长期分散在鄂豫边区的抗日力量纳入更加统一的指挥体系，为后来扩大武汉外围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要理解这次整编，得先看当时的地图。
武汉已经被日军占领，平汉铁路沿线设有大量据点，日伪军还控制着重要城镇和交通通道。可是，离开这些据点，山地、湖区和乡村仍存在广阔的抗日活动空间。
第五师既要在大悟山一带保持立足点，又要向鄂东、鄂中和江汉平原发展。如果所有兵力都挤在一个地方，其他地区就难以照顾；若全部分散，遇到敌人集中进攻时又缺少反击力量。
因此，第13旅在第五师的组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周志坚担任旅长，方正平担任政治委员，萧远久担任副旅长，栗在山负责政治部工作。
第13旅下辖第37、第38、第39团，分别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第2、第3、第5团改编而来。这三个团不是临时拼凑出来的队伍，原来就有战斗基础，整编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原有人员和组织关系，便于迅速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
第37团团长夏世厚，第38团由萧远久兼任团长，第39团团长蔡松荣。
旅级指挥机构负责协调三个团的行动，但在实际战场上，各团经常需要独立执行任务。原因并不复杂：敌后作战没有固定战线，一处发生战斗，另一处可能正遭遇敌人封锁。
三个团既能分别向不同方向活动，也能在需要时集中部分兵力，执行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这正是第13旅的重要价值所在。
与第13旅相比，第14旅的任务更偏重鄂东根据地的发展。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下辖第40、第41、第42团。

这些部队以原有挺进纵队和地方抗日武装为基础组建，对黄冈及周边地区较为熟悉。第14旅既要打击日伪军，又要帮助地方建立能够长期坚持的抗日武装。
1941年4月15日，第14旅在陂安南地区举行建军大会，进一步明确了部队的组织关系和活动方向。
第15旅则由王海山担任旅长，周志刚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3、第44、第45团，主要在鄂中及江汉平原相关地区开展活动。这里河流湖泊众多，平原交通便利，日伪军能够利用城镇和交通线控制部分区域，但水网和乡村也为游击作战提供了条件。
正规部队要在这里长期活动，必须与地方抗日组织密切配合，否则即使打赢一场战斗，也很难把胜利成果保持下来。还有一部分力量容易被忽略，就是第五师成立时的两个游击纵队。
第1游击纵队由杨经曲、张执一负责，第2游击纵队由黄林、刘子厚负责。它们承担的任务不同于集中行动的正规旅，更多是依托地方环境，开展游击斗争、维持交通联络和配合根据地建设。
至于后来出现的第3游击纵队，则是在1941年9月组建，并非4月成立时的原有编制，这个时间区别不能弄错。这套组织方式很快接受了战场检验。
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2月4日，第五师发动侏儒山战役，在武汉西郊连续展开作战。湖北党史资料记载，此役对日伪军作战14次，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5000余人，并击溃其他伪军和多次前来增援的日军。
真正体现第五师编制特点的变化，出现在1942年4月。
当时为适应敌后斗争，部队重新调整部署，第13旅继续作为师的机动部队保留，其他部分正规部队逐步转入地方武装体系，并建立五个军分区。此前第14旅、第15旅并列的组织格局随之发生变化。
特别是第14旅，部分部队转入军分区后，原来的旅级建制不再按1941年的方式保留。
为什么要作这种调整？因为敌人的扫荡往往不是只针对某一支部队，而是同时封锁道路、袭击村庄、破坏根据地。
主力部队如果被固定在一处，行动就容易受到限制。军分区负责保持地方抗日力量，机动旅则可以根据需要转移到不同地区。
第13旅因此承担了更加突出的机动作战任务。它的重要性，不在于番号比其他部队特殊，而在于整编后能够继续集中使用，承担地方武装难以独立完成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