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高层托人邀请定居美国的顾维钧先生回国看看，这个80多岁的老人却只淡淡回了一句话 “我是战犯，我还是不要回去了吧 ”。

主要信源：（人民网——顾维钧：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不”）

纽约公园大道一间公寓里，84岁的顾维钧对来访者说出四个字：我是战犯。

这句话像一扇门，砰地关上，隔绝了他和故土之间最后一条路。

来劝他的人愣住了。1972年的秋天，中美关系正在解冻，很多流落海外的中国人都收到了回国的邀请。

章含之从北京飞来，以为这位老人会高兴。

但他几乎没有犹豫。

五十年后，很少有人记得，这个自称战犯的人，曾在巴黎让整个西方世界安静下来。

1919年，三十一岁的顾维钧站在凡尔赛宫的讲台上。

日本要拿走山东，他说山东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孔孟诞生的地方。

你们舍不得耶路撒冷，凭什么让我们舍弃山东。

全场鸦雀无声，美国总统走过来握他的手，英国首相向他点头。

那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挺直腰杆说话。

但列强还是把山东划给了日本。他拒绝签字，带头走出会场。

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爆发。

此后的二十多年，他为中国四处奔走。

九一八后冒险去东北调查日军罪行，抗战期间在欧美争取援助，1945年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

那支毛笔落下去的时候，中国成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站在旧金山的签字台前，大概以为自己终于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但历史没有给他一个平稳的结局。

1946年他被派到美国当大使，任务是帮国民党争取美援。

内战打得火热，他没法保持超然。

他在美国反复强调中共背后有苏联，把中国内战往东西方对抗上引。

1948年美国大选，他把赌注押在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结果杜鲁门胜利。

两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战犯名单，四十三个人，他排在第二十二号，在宋美龄前面。

从民族英雄到头等战犯，中间隔了二十九年。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他没有跟去。

他继续在美国当大使到1956年，然后去荷兰海牙当国际法院法官，1967年退休，回到纽约租了一套公寓。

他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上午十点左右起床，先喝一杯热柠檬水，下午散步，偶尔写写书法。

书桌上永远摊着稿纸，那是他正在写的回忆录。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定期来采访，录音、整理、核对。

十七年后，这部回忆录达到一万一千页。

他没有加入美国籍。

家人建议他去联合国申请无国籍证明方便旅行，他一口回绝。

他说我怎么是没有国籍的人，我一生都是中国人。

但那个他称为祖国的地方，有一份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1972年章含之登门的时候，他84岁。

听完来意，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出了那句话。

我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

那个战犯的身份像一道符咒贴在他身上，他摘不掉，也不打算求人摘掉。

但还有一层原因他没有说出口。

他害怕回去以后发现记忆里的中国已经不在。

他离开的时候中国是那个样子，二十六年过去，一切都发生变化。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认出故乡，也不知道故乡还认不认得他。

他选择用一个战犯的身份把自己封存起来，封存在1919年的巴黎，封存在1945年的旧金山，封存在他记忆里的那个中国。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去世，九十七岁。

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柠檬水，书桌上的回忆录手稿摊开着。

他没有加入美国籍，直到去世，身份栏里依然写着中国人。

遗物里有一幅字，是他自己写的毛笔字，六个字：我还是中国人。

他一生用过很多头衔，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驻美大使、国际法院法官。

但他最在意的始终是那一个。他没有回去，但他也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