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失守后，卫立煌乘坐飞机先到达了北平，后返回了南京。
抵达南京不久，卫立煌就被撤销了一切军事职务，并遭受国民党的居家软禁，以此让其承担东北失守的责任。

1948年12月，卫立煌从广州回到南京。
家里住进了一班特务，院外有宪兵看守，他不能随意外出，也难以接待客人。

此时，他被撤销东北剿总总司令职务已有一个多月。蒋介石给他的处分理由是“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

东北战场的败局，落到了这位最高军事长官头上。
卫立煌的离开沈阳，发生在城市陷落之前。1948年10月30日，他乘飞机离开沈阳，先到葫芦岛，停留约两天后才奉命返回北平。

11月2日，解放军占领沈阳。
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12月中旬，卫立煌经上海飞往广州，随后又被召回南京。几次行程连在一起，卫立煌从东北最高军事长官变成了一个行动受到限制的人。


卫立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要从他接掌东北剿总时的处境说起。

1948年1月，卫立煌奉命接替陈诚，来到沈阳主持东北军事。
东北国民党军已经经历多轮攻势，兵力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主要地区。各地驻军频频告急，蒋介石不断要求沈阳主力出援，卫立煌却不肯轻易调兵。

他担心的不是某一座城池能否守住，而是沈阳主力一旦离城，可能在半路遭到围歼。
东北野战军擅长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国民党军经过此前的损失，部队缺额、弹药不足，远距离行军又要穿过对手控制的区域。

沈阳至锦州之间有辽河等河流阻隔，出援部队一旦被切断，沈阳本身也会失去屏障。

连廖耀湘等将领都担心西进途中遭到分割包围。

卫立煌坚持固守，还有另一层打算。他希望保存实力，等待外部局势变化，曾寄望美国不会坐视东北局势继续恶化。这个期待没有兑现，沈阳的处境却日益孤立。

守住主力可以暂时避免被各个击破，却不能恢复已经中断的交通线，更不能替锦州解除围困。

蒋介石与卫立煌的分歧，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不断扩大。
蒋介石要求打通沈锦线，恢复东北与关内的陆上联系；卫立煌主张先由关内调兵增援，再让沈阳主力向西推进，与援军会合。

他并非完全不管锦州，曾同意空运第四十九军入城，也提出过锦州守军退守锦西、依托港口保存兵力的方案。这些建议没有成为国民党军最终采用的整体部署。

10月3日，蒋介石亲赴沈阳，直接命令廖耀湘组织西进兵团，同时要求侯镜如指挥葫芦岛方向的东进兵团进攻塔山。卫立煌反对的方案最终还是付诸实施，但两路援军各有困难。

东进兵团无法突破塔山，西进兵团则在辽西陷入包围。
10月15日，锦州失守；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被歼。东北国民党军失去了恢复关内陆路联系的机会。

卫立煌此前担心的主力被歼确实发生了，可他的固守方案也没有挽救锦州。

沈阳兵力没有及时形成有效的援锦行动，关内援军又未能突破阻击，东北各据点最终无法相互支援。卫立煌对军队战斗力的判断有现实依据，但他寄望于保存实力、等待时局变化，始终没有解决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的困境。

10月30日，卫立煌将沈阳防务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乘飞机离开。

此时沈阳还在国民党军手中，但辽西兵团覆灭后，城内已经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外线作战。
卫立煌选择离开，保住了自己，也意味着他不再留在沈阳主持最后的防守。

11月2日，沈阳失守。

撤职令把卫立煌的迟疑和东北重镇失守直接联系起来，却没有同样追究蒋介石亲自部署两路援军的决定。卫立煌身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不能免除对固守决策和援锦迟缓的责任；蒋介石则掌握着关键部署的最终决定权，亲自介入后仍未能打通救援通道。

东北战败并非一个人的命令造成，也不是一个人的迟疑能够解释。

12月中旬，卫立煌离开北平，经上海飞往广州。

他原想暂避一时，五天后，广州保安司令转达蒋介石的召见命令，他只得返回南京。卫道然后来回忆，父亲到家后，屋内住着一班特务，院外有一排宪兵，出门和会客都受到限制。

公开撤职之后，卫立煌又失去了自由行动的空间。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卫立煌受到的监视逐渐松动。春节前后，他从南京经上海乘船赴香港，此后长期居住香港。1955年，卫立煌夫妇返回大陆，抵达北京后受到接待，卫立煌后来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1月17日，他在北京去世。

卫立煌离开沈阳时，东北尚未全部失守；等他返回南京，撤职令已经生效。蒋介石把战败责任公开落在他身上，南京的特务与宪兵又限制了他的行动。

东北战场的指挥权曾在两人之间反复拉扯，战败后的处分却集中落在卫立煌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