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上海视察，毛主席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陪同，忽然问他：“柯老，你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
柯庆施长期主持上海工作，却一时答不上来，当场语塞。


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时，曾问陪同的柯庆施，知不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
柯庆施一时答不上来。

北宋水利文献里，“下海浦”早已出现，所指是一条河道，不是另一座与上海并列的城市。

北宋熙宁三年（1070），郏亶上书讨论吴淞江水利，记下上海浦、下海浦等河道。

两条浦相邻，都属于吴淞江水系。下海浦在今虹口一带，靠近下海庙的位置汇入当时的吴淞江。河道名称对应的是水流、浦口和两岸聚落，并非为了与“上海”凑成一对才出现。

上海这个名字也与水道有关。
明代《上海县志》把县名与上海浦联系起来。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县正式设置，上海从地方聚落名称进入行政区划。下海浦却没有获得相同的命运，它一直是虹口旧水网中的一条支流。

一个地名进入行政区划后，会被官府文书、地图和日常称呼反复使用；一条河道若失去通航、排水等功能，名字就更容易退出日常生活。

吴淞江下游长期淤塞，河道不断调整。
明永乐年间，治水工程开浚范家浜，黄浦逐渐承担起这一地区主要水道的功能，旧吴淞江下游的水系格局随之改变。下海浦的通航、排水和连接村落的功能逐渐衰退。

等到城市向北扩展，原来的河浜又成为填筑道路的空间，居民日常出行不再沿河，旧河名也就失去了反复被叫到的机会。民国元年（1912），下海浦仍从今公平路一带向北，接原朱家浜，再汇入西薛家浜，后来逐渐湮没。

河道退场，庙宇却留在原地。
清代地方志记载，义王庙位于“下海浦口”；下海庙的创建可追溯到乾隆年间。当地渔民出海捕鱼前到庙里祈求平安，庙宇与河口因此连在一起。

庙名有“义王庙”“夏海庙”等不同写法，后来通称下海庙。嘉庆年间，庙宇一度荒废，尼姑心意云游到此，募资重修；咸丰、光绪年间又陆续增建殿舍。庙宇靠修建和当地人的持续使用留了下来，周围的河道却逐渐改变了面貌。

十九世纪末，虹口北部的城市建设加快，周边河道陆续填筑成路。
1893年，虹口北部划入美租界，街区建设继续向外推进。相关章程规定，租界内寺庙不向工部局缴纳捐税，下海庙地块因此被称为租界中的“飞地”。

原先依靠水路往来的渔村逐步进入港口商业区，码头、货栈和仓库改变了沿岸土地的用途。

街道和桥梁接替了旧水道，今天海门路、昆明路一带仍有旧地名的痕迹，却已看不到那条河原来的水面。租界的税则管的是庙产，并不会恢复河道；下海庙却以一处独立庙地留在迅速变化的街区中。

1924年，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应住持请求，批示“永禁变卖庙产”，并将批示刻石留在庙中。

当时庙产已有殿堂、厢房和平房共二十余间，占地约8.758亩。这道禁令针对的是庙产买卖，不能阻止周围河道填筑，也不能让旧浦恢复通航。庙地继续留在原处，周围的水路却逐步被街道和港区取代。

下海庙此后仍经历破坏。

抗日战争期间，庙宇遭到严重损毁。1990年，有关部门批准修复，1991年重新开放。到2020年，下海庙占地8380平方米，已有殿堂楼宇25幢，建筑规模与早年仅有九间屋的庙宇已经大不相同。庙宇的存续经历了修建、损毁和复建，旧河道却没有随着庙门重新开放而恢复。

提篮桥的名称也留在这片旧生活区域。
地方上有香客提着篮子过桥进香的说法，桥梁消失后，地名继续使用。

原来一条河、一座桥和一座庙共同构成出行路线；道路建成后，路线改变，名称各自留下，旧的空间关系却不再直观。

今天走到虹口区昆明路73号，还能找到下海庙。
庙门外是现代街道，旧下海浦已经融入城市地面之下。上海的名字进入县名和城市名，下海的名字则留在庙宇与街巷之中。

庙门仍写着“下海”，水道却只剩下旧志里的浦口和街区底下改过的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