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主席为什么选定王震去坐镇新疆？

1950年1月，王震在新疆省财经委员会报告中提出，驻疆部队当年计划种地60万亩。
新疆刚刚和平解放不久，部队要驻防，地方政府要恢复运转，粮食、衣物和燃料却不能随着一纸起义通电自动送到。

驻军长期依靠内地运输，路途漫长，国家和地方都要承担沉重开支。王震接到的任务，已经从率兵进疆延伸到怎样让这支队伍在新疆站稳脚跟。

毛主席为什么看中王震？
要看1949年中央面对的实际局面。新疆地域辽阔，军政力量复杂，和平起义需要争取，必要的军事准备也不能撤掉。接管之后，部队还要承担防务、整编、剿匪和地方建设。单有战场上的指挥本领，无法把这些事情全部办下来。

王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主动请缨进军新疆。
1949年6月，他出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两职兼任，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都落在他肩上。

中央交给他的不是一次打完就能收兵的战役，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任务。

王震有这样的经历。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部参加西北战场多次重要战役，担任过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担任过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斗，他都参与指挥。
部队在西北作战，需要适应复杂地形、长距离调动和连续作战，王震对此并不陌生。

不过，新疆任务的特殊之处，还在于部队进驻之后怎么办。

抗日战争时期，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生产。官兵开荒种地，改善粮食供给，也组织纺织等生产活动。部队既要完成军事任务，又要安排劳动力、农具和生产计划，王震由此积累了组织军队生产的经验。

毛主席曾为他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的生产实践也是王震履历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宣布起义。

新疆军政当局的选择改变了进疆行动的条件，大规模攻坚战得以避免。但起义不等于所有武装力量都已接受改编，地方政权也不能仅凭起义通电就完成接收。

人民解放军仍要进入新疆，接管重要地点，整编起义部队，并处理残余武装活动。

王震率部沿西宁、张掖、酒泉一线向新疆推进。

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抵达新疆后，军事任务并未结束，政治工作和驻军供给同时展开。起义部队要改编，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要逐步建立，剿匪任务仍需进行。

王震兼任军事和政治职务，正好需要在这些工作之间协调兵力、干部与地方事务。

部队长期驻守，粮食从哪里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新疆距离内地遥远，运输需要人力、车辆和物资。
若驻军所需长期依靠内地供应，运输线上的压力便会持续增加。

驻疆部队参加生产，可以增加自身供给，也能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但生产不能挤占防务，部队也不能为了自给而与当地群众争夺土地、水源和粮食。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发出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部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组织生产，并强调不能与民争利。1950年1月，王震提出种地60万亩的计划，同时安排粮食、棉花等生产任务。

生产不再只是个别部队的临时补充，而逐渐成为驻疆部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开荒也没有解决全部问题。
农业需要水利、农具和稳定的劳动力，工业建设还需要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王震推动新疆发展纺织工业，相关项目获得中央批准，随后开展筹备和建厂工作。驻疆部队参与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地方政府则需要配合安排资源与建设条件。

新疆的生产建设由田地逐步延伸到工矿、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

1953年，新疆军区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两部分。生产部队已建有43个军垦农牧团场，并兴办工业、交通、建筑、商业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

1954年10月，中央正式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疆部队中相当部分生产力量转为新的组织，军队自给性生产开始转向制度化经营。

王震并非在新疆的所有工作上都处理得当。
1952年，他在牧区改革问题上因推进过急受到中央批评。牧区生产依靠草场和牲畜，改革涉及当地社会关系与生产秩序，不能简单照搬农业地区的办法。

王震在军事指挥和组织生产方面的经验，并不能代替对牧区条件的具体判断。

1953年春，王震离开新疆。
次年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延续了驻疆部队多年生产建设的实践，却已不是一支单纯依靠军事编制维持自给的部队。

王震当初率部进疆，承担的是军事进驻、政治接收和长期建设交织在一起的任务。
他的南泥湾经历，为新疆军垦提供了可借鉴的组织经验；而后来兵团的形成，还需要中央决策、部队集体劳动、地方协作和长期制度建设共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