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张艺谋父亲临终前，躺在在病床上告诫儿子：“你一定要小心一个人，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对付不了他啊！”他只应和着父亲，却没把父亲的话装在心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发生的事，竟让他后悔不已……
张艺谋把父亲的后事处理妥当时，脑子里还全是新片的画面。他当时正筹拍《一个都不能少》，满心思都是怎么找到那些质朴的小演员，怎么拍出真实感。至于父亲那句没头没尾的告诫，他没细想，更没问父亲指的是谁。他隐隐觉得，大概是某个难缠的制片方，或者精明的投资人。这类人他见过不少，自信总能应付过去。
合作的开始，简单而仗义。在一次朋友组的饭局上，张伟平听他说起剧组经费紧张，当场就拍了胸脯，说这钱他来想办法。没过几天，一笔救急款真的打进了剧组账户。张艺谋握着电话，心里的感激是实实在在的。他觉得找到了一个能并肩作战的兄弟。
《我的父亲母亲》拍摄时，张伟平不仅出钱，还亲自跑到外景地，张罗着给大家改善伙食。夜里收工，两人就着花生米喝酒，聊电影，也聊人生。张艺谋觉得，父亲恐怕是看错了人。这样实心实意帮忙的朋友，怎么会是对手呢？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英雄》筹备期间，张伟平不再只是那个雪中送炭的朋友。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创作会上，对选角、剧情，甚至服装配色提出意见。起初，张艺谋觉得这是关心，是“兄弟一起扛事儿”。张伟平说话直接，常常说：“老谋子，你这想法不行，观众不爱看。得听我的，我懂市场。”
张艺谋有过几次坚持，但张伟平总有办法让他妥协。一次是为了一位摄影师，张艺谋力荐，张伟平拒绝得干脆：“太贵，不值那个价，换人。”话说得不容商量。张艺谋沉默了，他想到了预算，想到了张伟平前期巨大的投入，最后还是点了头。类似的妥协积少成多，张艺谋在片场说“过”的时候，心里有时会掠过一丝陌生感——这镜头，好像不是他最初想要的样子了。

拍《十面埋伏》时，这种分裂感更强了。张伟平对宣传的热衷，远超对艺术的探讨。满城的广告、夸张的头条，都打着张艺谋的招牌。张艺谋偶尔看着那些耸动的宣传语，心里会不舒服，可转念一想，票房好了，大家都有好处，便又把话咽了回去。他把精力都投入拍摄，试图用镜头里的世界，隔开机外的纷扰。
真正击穿他信心的，是《三枪拍案惊奇》。那原本不是他想拍的东西，但张伟平反复说，市场需要喜剧，需要赚钱。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加了许多他认为低俗的桥段。他在片场发过一次火，张伟平却笑嘻嘻地揽住他肩膀：“兄弟，别较真，赚钱不丢人。”电影上映后恶评如潮，票房数字却还不错。张艺谋看着那些评论，第一次对自己的名字产生了羞耻感。他躲在家里，好几天没出门。
裂痕再也无法弥合，是在《金陵十三钗》的拍摄现场。为了一场戏的呈现，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张艺谋要的是克制与真实的历史沉重感，张伟平要的是宏大壮观、能吸引眼球的场面。激烈的争执后，现场一片死寂。张艺谋看着对方那张因为激动而有些扭曲的脸，忽然无比清晰地记起了父亲病床上的眼神——那不是糊涂，是洞悉一切的清醒与焦急。但他仍然妥协了，为了那份沉甸甸的、无法偿还的“恩情”，也为了剧组能继续运转下去。
分手来得干脆又冷酷。张伟平通过媒体单方面宣布了“不再合作”，十六年的过往，轻描淡写地画上了句号。张艺谋是从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他握着手机，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打来的解释电话，屏幕暗了又亮，最终什么也没等到。
然后，便是那场席卷而来的“超生风波”。当调查人员的询问触及某些精确到不可思议的家庭细节时，当他看到那些本应极度私密的资料被堂而皇之地引用时，他才彻底明白了父亲那句告诫的全部含义。那个他最信任、曾视作兄弟的人，不仅是他艺术上的对手，更是他生活中毫无防备的软肋。父亲让他小心的，不是商业上的博弈，而是人心深处那片他从未设防的阴影。
他平静地接受了调查与处罚，缴纳了巨额罚款。一切尘埃落定后，有次在公众场合远远瞥见那个熟悉的背影，对方没有停留，径直消失在人海里。张艺谋站在原地，周围人声喧闹，他却感到一片寂静。他终于读懂了父亲未尽的遗言：真正的后悔，不是败给了某个具体的计谋，而是你亲手把伤害自己的刀，递到了最信任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