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医生对着记者的录音笔说，自称贪财又好色，干妇科就是为了正大光明地看女人，这话当天就传遍了北京的医疗圈。

又过了两年，他交回白大褂，走了。

二十多年后，这个人叫冯唐。

他本名叫张海鹏，冯唐是后起的笔名。

1971年生在北京，父母都在汽车厂做技术员，家里三个孩子，两口子一个月工资加起来几百块，手头一直不宽裕。

填高考志愿那年正热，他第一笔落在协和，专业栏写的是妇产科。

信封是邮递员送上门的，他妈正在灶台边，拆开读完抱着他转了几个圈，锅底那点菜全烧焦了，一屋子油烟。

协和那个八年制，一年在全国也就录几十号人。

1990年入学，八年一口气读完，日子大多耗在实验室和病床边上。

头一回站上手术台，满鼻子都是消毒水，连口罩都挡不住。

带教老师在上面开皮，他在旁边递器械，钳子递过去的时候，手抖得厉害。

1998年博士毕业，他留在了妇科肿瘤科。

整个病区三十张床，躺的基本都是卵巢癌。

肚子上的肿块鼓得很高，化疗之后头发一把一把掉，吐得连水都咽不下去。

能活过五年的，不到一半。

他后来提起病房，就一句话，“人是会死的”。

从台子上取下来的肿瘤，两个人才抬得动。

病人站到秤上，指针一动不动。

丈夫推着轮椅，红着眼圈把一沓病历递过来，纸角都磨毛了。

一天一天看下来，当初那点好奇心，磨没了。

那句话就是这时候冒出来的。

有记者当面问他，一个大男人为什么选妇科。

他笑着回，半真半假，说自己属金牛，贪财好色，选妇科不就图能光明正大地看。

第二天报纸登出来，标题比原话还狠。

圈里当天就分成两拨，一拨说他没分寸，把医生的体面丢光了。

一拨说他真性情，敢讲实话。

家属的态度先变了。

查房时眼神躲着他，门诊有人看见名字就要求换号，走廊里也有人小声议论。

院里把他叫去谈话，让他注意影响。

他后来提过，那阵子干什么都像有人在旁边记着，心里本来就压着事，那一下更沉。

其实他选这个科室，原因没那么复杂。

一头是好奇，另一头是协和妇产科那块招牌，郎景和那一批人都在那儿撑着，几代传下来，底子摆在那儿。

他后来在访谈里解释过，说人性里女性占一半，“我当然是对女性更好奇”。

舆论不管这些。

2000年初，他把白大褂脱下来叠好，办了离职手续。

二十八九岁，踩着自行车从协和出来，风把衣角吹得直响。

辞职之后他去考托福，考了个满分。

GMAT分数也高得吓人，连投三所商学院，最后落到埃默里的MBA班上。

毕业进了麦肯锡，一周八十多个小时挂在工位上，常年住酒店和飞机。

六年下来，做到了全球董事合伙人。

2011年当上华润医疗的CEO，带着团队一家一家收医院。

在华润一直待到2014年，转年又进了中信资本，还是做医疗投资。

写作这条线，他从来没放下。

《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一本一本出来。

2013年，他以295万版税上了作家富豪榜，排第39位。

2015年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用词放得太开，争议闹得很大，书最后被下架。

这些年他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弄弄展览，写写字。

再回头听那句话，二十几年过去，骂声早没了。

现在看，那句话算不上轻浮，说白了，更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被病房压得没处使劲，随口找的一个出口。

让他最后走人的，并不是这张嘴。

是三年里六十多张病床，一半人没熬过第五年，他站在旁边，一点办法都没有。

贪财好色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敢摆在明面上讲，那叫坦率。

真正难的是把八年学的东西放下，从零开始，还偏要在新行当里做出个样子。

说到底，一个人能换几条赛道还站得住，比嘴上说过什么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