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4日，中南海，开会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
反对的人是大多数，大家理由也很实在：中国打了几十年仗，穷的叮当响，国内的新解放区还没稳住，一切都是百废待兴，这个时候和世界头号强国硬碰硬，凶多吉少。
教员坐在现场，属于少数派。
这个少数派，建国后，他至少做了四次。
第一次，在抗美援朝的事情上，教员主张出兵朝鲜。彭老总4日从西安紧急赶到北京，5日下午在会上发言，一句“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这时候局面才开始扭转。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一年，空军没几架飞机，海军几乎是零，钢产量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可就这么着，志愿军还是跨过鸭绿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第二次，1957年前后，在经济建设上，到底继续依靠苏联，还是独立自主、自己干，大家的分歧很大，但教员就认准一条：核心的东西，得攥在自己手里。
第三次，在1964年，这一年，老美深度介入越南战事，苏联的赫鲁晓夫也下台了，面对新的国际变局，中方先是派出代表团，和莫斯科方面谈缓和关系的事，不过苏联方面拒绝了。
也正是这一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大庆油田也已经大规模投产，中方有了一定得底气，此时，为了摆脱孤立局面，教员提出了支持第三世界的主张，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这个主张，当时支持的人很少，当然，后来我们看到了，正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对第三世界的支持，我们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在诸多国际事务上的顺利推进，全球推进自己的经济合作理念，这些都打下了基础。
第四次，是珍宝岛事件后，再1969年，中苏关系进入要打仗的边缘，教员找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最后大家得出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
第二年，我们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教员对他说，欢迎尼克松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后来，发生了著名的乒乓外交，随后，基辛格迅速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后来中国恢复了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盘死局，在教员手里，硬是一步步走活了。
其实，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到建国前，就能发现，在更多时候，教员的决定，都是在多数人不看好甚至反对的时候做的，但最后的结果往往证明教员是对的。
但很多时候，他和多数人的分歧，说到底就一句话：是靠别人，还是靠自己。
大多数人看的是眼前的困难，谋划的是短期的解决思路，而教员算的是几十年后，中国能不能站直了，能不能不再受制于人。
今天的中国，面对西方的步步围堵，几乎就是把独立自主当成了下意识的行为，凡事都要不受制于人。
靠着别人，固然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是人家万一翻脸了，那可真的是跑都没地方跑。
一个国家的命脉，一旦交到别人手里，再想要回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