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也大批失业了，为了提量增效，国内很多大厂开始大面积使用无人厂房，机器人大量替代人工，大批工人被裁下岗，下岗的工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

机器人生产的东西也就卖不出去，是因为人们没有钱了，谁还来买你们生产的东西

老赵最后一次以“操作工”的身份走进临西那家轴承厂车间，是去年秋天的事。他在轴承行当里干了二十三年，闭着眼睛听磨床的声音，就知道哪一批套圈的公差飘了。可那天他站在新落成的“黑灯工厂”里，六百多台数控机床自己在跑，AGV小车贴着地面无声地窜，整个厂房安静得让人不自在。

总经理索恩康说得很实在：以前一条线要几十个老师傅轮班盯着，现在整座厂就九名运维工程师定时巡检，人力砍掉大概百分之八十五。

老赵没被算进那九个人里。他试着去学运维，对着屏幕上的参数和报警代码坐了三天，脑子里全是磨了半辈子的砂轮和冷却液，那些东西在屏幕上找不到。第四天他没再去。

这不是临西一个厂的事。往南走，昆山那些曾经灯火通明的电子厂，工人从旺季月入六千跌到蹲在劳务市场等日结，一天六十到一百二，还得抢。

东莞工厂门口的招工摊子冷了下来，以前是日结工挑厂，现在是厂挑人，一百五一天的活也有人争着做。老赵们退下来的姿势各不相同，但退下来之后面对的是同一件事：一份稳定的收入，说没就没了。

七十多年前，美国汽车工会的鲁瑟陪着福特二世巡视一座新落成的自动化工厂，福特指着那些机器逗他：沃尔特，你打算怎么让这些机器人交工会会费？鲁瑟连想都没想：亨利，那你又打算怎么让它们买你的车？这话搁在今天，一个字都不用改。

福特主义那套逻辑曾经把美国制造业托了起来：流水线把效率打上去，高工资把购买力送回来，工人造得起自己造的车，循环才转得动。链条上任何一环被抽掉，机器跑得越快，前面等着的空仓就越大。

老赵在厂里的时候，每月发了工资，先去门口那家面馆吃一碗加肉的刀削面，再给孙子带一箱牛奶。失业之后，面馆还开着，他路过两回，没进去。面馆老板的生意淡了，给后厨减了一个人。被减掉的那个人，原本每天下班要在隔壁小卖部买包烟。

小卖部的烟卖不动了，老板把冰柜关了一台。这不是谁在故意为难谁，这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传导：机器把工资从生产端抽走，消费端就跟着瘪下去一块。

工厂省下来的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力成本，变成了更先进的设备、更漂亮的报表，但它没有自动变成面馆里的一碗面、小卖部里的一包烟。

刘世锦有一个判断点得很透：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全球平均水平差了大约二十个百分点，终端需求不足已经成了经济循环里最卡脖子的那一段。有人会说，临西那个厂百分之九十八的产品出口欧美，国内工人买不买得起，短期看不要紧。

可如果“黑灯工厂”的逻辑在足够多的行业里铺开，被挤出来的人散落在面馆、小卖部、出租屋和劳务市场里，他们加在一起，就是消费基本盘里很难被替代的一块。出口可以消化一座厂的产能，消化不了一个经济体内部大面积购买力的收缩。

李稻葵把话说得更直：机器人替代人是必然的，技术进步的意义本来就是省劳动力，但它同时会放大收入差距，被替掉的人就没有收入了。他因此主张研究机器人税和普遍基本收入，让自动化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方式回到社会手里。

这个方向可以争论，怎么收、会不会养懒人，每一环都有的吵，但内核是清楚的：当“工作—工资—消费”这条链条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断掉，得有另一条链条把购买力接上去。光靠工厂里省下来的人，接不住工厂里造出来的货。

老赵后来在县城找了个看仓库的活，钱不多，够吃饭。他偶尔路过轴承厂，会站在马路对面看一会儿，厂房里灯黑着，机器在里面自顾自地转。

他说了一句话：那厂子是真厉害，可它造出来的轴承，总得有人买得起才行。机器不会逛超市，不会吃面，不会给孙子买牛奶。黑灯工厂照亮的是生产那一头，但一个经济体不能只有生产端亮着灯，消费那头如果一直黑着，再亮的机器也跑不出一条活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