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王梓淇出生在山西太原尖草坪区上兰村。因为外生殖器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家里人便把她当男孩养大。直到小学二年级的一次课间，她去厕所时才发现，自己和身边的男同学并不一样。后来检查得知，她体内有子宫和卵巢，却同时多出了一套男性器官。

主要信源：（上游新闻——在“是男还是女”困境挣扎33年罕见病患者：我只想做个正常人）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手里的新身份证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热。

性别栏印着一个“女”字，花了十年才落到这张卡片上。

可她自己清楚，证件是改过来了，身体里那截错乱的东西还在，每个月吃药压着，偶尔疼起来，整个人像被一把锤子闷在肚子上。

1989年，太原尖草坪的上兰村，王梓淇出生在一个做小生意的农家。

她落地时带着一副偏男娃的长相，家里就当儿子养。

寸头、旧衣、哥哥换下来的鞋，从小跟着村里男孩爬树、下河摸鱼。

一直到小学，她进了一次男厕所，看见自己和旁人长得不是一回事，从那以后那道门再没跨进去过。

也是从那时起，她心里一遍遍冒出一个念头，我是女孩。

她攒了一个多月早饭钱，买下一件20块的女式上衣，只敢等家人都睡了，关起门来在镜子前站一会儿，然后压进箱底。

她试着告诉父母，可爸脾气急，妈也跟着喝骂，每一回话都卡在嗓子眼里，变成沉默。

13岁那年，身体两套特征同时冒了头。

例假来了，她吓到发抖，可与此同时，喉结也在长，声音一天比一天厚重。

一个孩子身上既来月经又长喉结，村里的嘴比风还快。

“怪胎”“不男不女”，那些词像钉子一样敲进她耳朵里。

学校的日子更难过，女厕所不能进，男厕所更不能进。

初二那年，几个男生把她推进路边的河沟，她跌跌撞撞爬回家，一个字不敢提。

父母带她去过一趟医院，检查说是罕见的先天发育异常，生出两套生殖器官，医学上叫真两性畸形。

可那个年代的村子，不认报告单，只认脸面，家里没想过带她去正规治疗，反倒开始忌讳她。

王梓淇后来说过，最难受的不是外头那些骂声，而是亲爹亲娘看她的眼神，里面全是“不认”两个字。

念到高二，她撑不住，辍学南下深圳，第一份工在坪山一家汽车配件厂，月薪2000。

她每天等别人都睡沉了才敢洗澡，睡觉挂着帘子。

干了一年半，主管找她谈话，意思明摆着，走人。

第二家做手机面板，她骨架宽、嗓音低，被人看出来，一句“影响车间形象”就打发走。

第三家工资四千，她想着不如主动坦白，反倒换来更多议论和排挤。

三次以后，她彻底对工厂死了心，开始打零工，分拣快递、做保洁、帮人跑腿带货，到手也就2000来块。

房租五六百，抗雄激素的药钱一个月六七百，剩下的省着花，凑手术费。

王梓淇跑过一阵中英街带货，清早六点多出门，来回小半天，跑一趟挣一百出头。

偶尔肚子一阵剧痛，她只能扶着墙歇几秒，再接着走。

医生说，体内那个隐睾留久了会癌变，要尽早切除，手术费加调理，差不多20万。

2022年她摔断过一次腿，哥哥从太原跑来深圳接她回家。

她想回，可一想到村口那些人的眼睛，就咬死了不肯走。

后来伤好了，她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做检查。

报告写得很清楚，染色体核型46，XX，所见细胞均为女性核型。

医生建议按女性方向治疗，切除男性性腺，后期配合激素矫正。

她拿着报告回太原，开村委会证明，跑派出所，把户口性别改成了女，名字也改成了王梓淇。

身份证到手那天下着小雨，她在门口站了很久，眼泪掉下来，心里却说不上高兴，因为后面还有一层怕。

身体还没归一，证件改了，旁人却不一定认。

好在还有个室友，那是贵州来的姑娘，两人合租一间旧屋。

半年后王梓淇把藏了十几年的秘密说出来，对方没有惊呼，没有躲开，只是像听了个很远的病，点了点头。

后来有人当面吼她是不是变性人，姑娘抢在前头骂了回去，那间小出租屋，成了她成年后第一块安心地。

坪山的民政、妇联也来慰问过，给过一次性帮扶资金，可离二十万还远着。

她每月依旧数着药片过，不痛的时候，套一件最普通的连衣裙，去菜市场买菜。

有人多看两眼，她就低下头走快些，假装没注意。

王梓淇已经过了30岁，心愿却朴素得像个孩子。

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拥有一间可以随时进去的厕所，不再被人围着追问隐私，不再因为生来不同而被工厂辞退。

医学早就告诉她，这不是病，只是身体发育时出了一点岔。

她不怕痛，也不怕熬，只怕这一辈子走到头，仍被人当成怪物。

20万，对她来说像座山，可她还在搬，每天清晨准点睁开眼，把药吞了，出门。

如果非要说她做错了什么，大概就是生下来身体长得不合人群的眼光。

好在，她一直没放弃把自己挪回普通人那一列，这份毅力，已经比许多人硬气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