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长征是非常秘密的，连很多红军高级将领都不知道，但是，白崇禧却提前半年就推测到了。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尚在为战略转移作准备，何长工、潘汉年已经奉命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

双方谈了数日，商定停止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时互相借道。红军还没有正式踏上长征路，沿途的通行条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这场谈判发生前几个月，白崇禧就被后来的长征叙述赋予了一项判断：红军难以继续困守中央苏区，可能在秋冬之际突围，方向涉及粤赣边境。

倘若这项判断确实发生在1934年春天，白崇禧比中央红军主力出发早看到了约半年。

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为何如此保密，身处国民党阵营的白崇禧又凭什么判断红军将要转移？

两件事放在一起，涉及的是战场上两种不同的信息条件。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国民党军依托碉堡、道路和据点逐步推进，中央苏区的活动空间持续缩小。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未能扭转被动局面，兵员和物资不断消耗。

继续固守，意味着承受更大的损失；离开根据地，则要面对漫长行军中的追堵和补给困难。

白崇禧身处桂系军事集团，需要考虑的还有广西本身的安全。
红军如果进入广西，桂军就可能陷入持久消耗；蒋介石如果借追剿红军向西推进，中央军也可能乘机扩大在广西的影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牵涉桂系的兵力、地盘和自主权。

从战场态势看，红军需要另寻出路，并不难判断。

难的是判断红军会从哪里走，以及沿途各省的军队会怎样行动。白崇禧熟悉湘桂边境的地理条件，也清楚桂系与中央军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他可以根据红军的处境推测可能的突围方向，却不必因此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什么决定。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开始筹划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涉及主力部队、中央机关、军委纵队、辎重和伤病员的安排，不能只下一道命令便立即完成。

各部队需要集结，物资需要准备，留守力量还要承担掩护任务。整个行动必须尽量避免提前暴露，否则国民党军就可能封锁渡河地点，截断红军的集结路线。

中央内部的知情范围也在变化。部分干部掌握的是眼前的作战任务，部分负责人逐步获知撤离安排，另有一些高级干部直到临近行动时仍不知道主力转移的完整计划。1934年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向湖南方向转移。

到了10月，中央机关和各军团才陆续按照命令向于都一带集结。
白崇禧即使提前判断红军将要突围，也无法单凭战场形势知道中央何时发令、哪支部队先行、主力从何处渡河。军事判断与掌握敌方作战计划之间，隔着一道实际存在的信息鸿沟。

蒋介石同样考虑过红军向西突围的可能，并向有关部队部署西南方向的防御。西进并不是白崇禧独自想到的方向。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希望封锁红军的退路，桂系却要防止追剿行动把中央军引入自己的地盘。

两方都在判断红军的去向，打算却不完全相同。

陈济棠与红军谈判，也有自己的利益计算。粤军不愿在长期作战中消耗实力，又不愿让蒋介石借追剿之名深入广东。1934年10月上旬，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代表达成秘密协议，红军因此获得了有限的通行条件。协议并未让战争立即停止，前线部队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改变部署，但它为红军经过粤北提供了便利。

10月17日起，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红军突破粤军防区时仍然遭遇战斗，随后继续向湖南方向推进。11月下旬，部队到达湘江一带，湘军和桂军的封锁线合拢，红军在渡江作战中付出惨重代价。

白崇禧若确曾在春天作出那项预判，他看准的是红军继续坚守的困难，以及地方军阀各自的利益牵制。中央红军的出发时间、突围部署和沿途遭遇，却仍由此后数月的行动决定。

到了湘江边，桂军没有因为白崇禧早先的判断而停止作战，红军仍须在封锁线前用兵力和时间打开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