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提出一个疑问：鲁迅收入并不低，为什么不伸手帮帮闰土？

章运水一家靠田地和劳作过日子，鲁迅则靠教育部每月发下来的薪俸生活。

一个要等收成，一个按月领钱。少年时，两人能在周家亲近；成年以后，各自承担的生计已经不同。1919年冬，鲁迅回绍兴处理祖宅、接家眷北上。后来写《故乡》，鲁迅让成年后的闰土叫了一声“老爷”，少年时的亲近被这两个字隔开。

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不低。1919年，他每月领取三百元薪俸。八道湾住宅房款三千五百元，加上中介、修缮、税费等支出，总额约四千三百元，超过一年的名义薪俸。

购房款由积蓄、出售绍兴旧宅所得等凑成，旧宅售款约一千六百元，仍有缺口，他在11月向朋友借了五百元，约定三个月后归还。1920年2月，这笔借款分几次还清。三百元是按月发放的收入，四千三百余元却要在购房、修缮时集中支付，现金自然会吃紧。


八道湾并不是鲁迅一个人的住处。搬迁前后，他要安顿母亲、妻子和三弟一家，住宅修缮、迁居及日常开支都要用钱。房屋是资产，却不能直接支付每天的饭钱；卖掉绍兴祖宅，补上了北京购房的一部分款项，也让周家少了一处祖产。

鲁迅有固定薪俸，却要把这份收入分给一个大家庭，不能把整个月薪都算成可以随手送人的闲钱。

章家的经济来源又是另一回事。
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会编竹器，也替周家做工，农忙时还要回村务农。章家土地有限，家里既靠劳作，也靠收成。农户遇到歉收，短缺的不只是当年卖粮的钱，还包括下一季生产和维持生活的余地。土地卖掉，或许能补眼前的债务，往后能耕种的面积却少了。

给这样一个家庭一笔钱，可能救急，却不能自动改变它依赖土地、收入随收成起伏的处境。

鲁迅与章运水并非童年分别后便再未见面。周作人的记载提到，1900年章运水到过周家，鲁迅与他、周作人一同出游；1912年，两人也曾相见。

后来《故乡》把现实中多次交往压缩成一场多年未见后的重逢。小说里的香炉、烛台，是闰土临别时挑选的物件；它们属于小说情节，不能直接算作现实生活里鲁迅给章家的救济。

鲁迅日记逐笔记下了薪俸、房款、借款和还款，却没有一笔明确写作交给章运水的救济款，也没有一条记录说章运水开口求助、鲁迅拒绝了他。

私人往来未必每次都写进日记，因此不能把没有账目说成从未帮助；反过来，也不能把小说中的物件赠予写成已经发生的经济资助。

周章两家有长期雇佣和旧交，章福庆为周家做工，章运水也曾随父亲到周家帮忙。章福庆用劳动换取收入，两个少年则在交往中建立友谊。这两种关系同时存在，却没有因此变成鲁迅长期承担章家生计的约定。

认识一个人的困境，与长期承担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是两件不同的事。

鲁迅不是没有能力拿出一笔钱的人，但他也不是拥有无限闲钱的富户；一笔钱能不能拿出来，与他是否真的给过，是两回事。

即便给过，也不能因此让章家的土地变多，或让收成变得稳定。

鲁迅的收入能够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却不能替代一笔实际资助的记录；章运水长期贫困，也不能反过来证明鲁迅曾经拒绝过他。

1920年2月，鲁迅还清五百元借款，继续在北京按月领薪。

章运水留在绍兴，仍要靠田地和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鲁迅的借款有利息和还款日期；章家的收入却没有固定进账日，还要等下一季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