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重庆，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曾当面向五十六岁的马一浮追问：蒋介石身上，看不看得到一点中兴的气象？

1941年5月，四川乐山乌尤寺里的复性书院停止讲学。

两年前，国民政府出面邀请马一浮主持书院，提供办学支持；如今，教育部要求书院报送讲学人员履历和所用教材，以备查核。马一浮认为，这违背了当初约定的独立办学原则，辞去讲席，转而专事刻书。

这件事发生时，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

马一浮与政府合作办学，却又因行政管理要求退出讲席。他为何宁可放下讲坛，也不愿接受这项要求？把时间拨回重庆，任继愈曾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便有了另一层分量。

1939年前后，二十出头的任继愈在重庆见到马一浮，谈起蒋介石。
任继愈晚年回忆，自己问马一浮，蒋介石身上能不能看出中兴气象。马一浮沉思后评价蒋介石“英武过人，而气宇褊狭”，称其为“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

马一浮没有否认蒋介石的能力。
他所质疑的，是军事政治上的强势能否转化为国家复兴。
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政府的战时中枢转向重庆。蒋介石需要调动军队、安排财政、维持交通，还要协调地方实力派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战时决策必须集中，军政系统也需要服从统一安排。可战场上的指挥权，并不能自动变成社会各方的信任，更不能代替战后的制度建设。

马一浮对当时的政治风气早有不满。
他在1938年的书信中批评，救亡图存的口号说得热闹，落实到行动上却不够扎实；面对国家危局，掌权者还应当反省自身、体恤民力。这样的批评涉及当时的政治风气，并非每句话都专门针对蒋介石。但他评价蒋介石时，所看重的显然不只是统兵作战的本领。

马一浮把蒋介石比作刘裕、陈霸先一类人物。刘裕凭军功建立刘宋，陈霸先建立陈朝，两人都曾在南朝分裂的局势中取得一方政权。马一浮用这类人物作比，强调的是掌握政权与实现国家整体复兴之间的距离。能控制局面，不等于能消除分裂；能赢得战争中的局部胜利，也不等于能够建立长久稳定的秩序。

他的办学选择，恰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观察窗口。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在四川筹办传统书院。马一浮经过考虑，接受主持办学的安排。他并非一开始就热衷于此事，曾担心战乱之中人心流散，书院即使成立，也未必能够持久。最后促使他承担这件事的，是战时典籍散失、传统学术需要有人延续。

1939年9月15日，复性书院在乐山乌尤寺开讲。马一浮把经学和义理放在教学中心，规定书院不隶属于现行学制，不参加政治运动，也不随俗举行仪式。他要办的不是一所以考试、文凭和就业为目标的现代学校，而是一个由师生共同研习经典的地方。

政府愿意支持这样的书院，马一浮也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办学条件。双方起初能够合作，前提却并不完全相同。对政府而言，既然出面支持一个教育机构，就需要掌握其人员和教学情况；对马一浮而言，书院既然不属于现行学制，便应保有独立的讲学权。

这种分歧很快显露出来。
熊十力参与筹办时，就对马一浮不考虑学生出路的做法提出异议。他担心，学生多年求学却无法获得谋生条件，最终可能被迫另寻门路。马一浮则认为，书院的职责在于求学问道，不能为了学生就业而改变办学宗旨。两人都希望传统学术能够延续，却对书院应当怎样面对现实生活意见不同。

1941年，教育部要求报送讲学人员履历和教材。就行政管理而言，这是一项了解办学情况的要求；马一浮却将它看作对独立讲学原则的干预。他选择辞去讲席，复性书院随之停止讲学。

书院停讲后，马一浮没有立即放弃全部工作。他转而组织刻书，试图把经典整理、刊印出来。1942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山中学人稀少，能做的事情不多，只能靠刻书延续书院的事业。到了1943年，刻书经费也出现困难，师生的生活难以维持。

1946年，马一浮离开乐山返回杭州。复性书院再未恢复原来的讲学规模。
马一浮对蒋介石的评价，不能单凭书院停讲这一件事来证明。政府曾邀请他办学，也曾给予支持；教育部的核查要求本身，也不能直接等同于蓄意压制学术。双方冲突的关键，在于政府支持办学与学者坚持独立之间，究竟能够留下多大的空间。

任继愈问的是蒋介石有没有中兴气象。

马一浮给出的回答，指向掌握权力之后的另一项难题：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应对战争，也需要容纳不同的学术与社会组织。复性书院曾经开讲，后来转向刻书，讲学终究没能恢复。马一浮离开乐山时，带走的是自己的学问与未竟的办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