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 731 部队，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他们把战俘与平民称作 “马路大”，当成实验，实施活体解剖、细菌实验、高温脱水等一系列反人类实验。

在黑龙江安达的野外试验场，日军曾把被拘押者绑在木桩上，再让飞机低空播撒细菌培养液。
曾在第七三一部队气象班服役的西岛鹤雄回忆，飞机飞至距地面约50米处，一次试验约有30名受试者，相互间隔约5米。

试验结束后，他们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接着接受数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和病程。

气象人员也必须参加，因为风向、风速会影响细菌播撒效果。
一场野外试验，需要飞机、气象人员、病原体和被拘押者同时到位。受试者的感染、发病和死亡，都被纳入研究流程。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正是在这种军事组织与医学实验相互配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

石井四郎主持的细菌战研究机构，早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便逐步建立。早期基地设在哈尔滨以南的背荫河，后来迁往哈尔滨平房地区。1938年前后，平房基地扩建并投入使用；1941年，相关机构以“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名义列入关东军序列。

对外使用的防疫、给水名目，掩护着病原体培养、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发。

这些实验对象从哪里来？

关东宪兵队承担了重要的抓捕和移送任务。1941年东安宪兵队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被拘押者遭到审讯、随后被秘密送往第七三一部队的过程。

日军把这种绕开正常司法程序的处置称为“特别输送”。被送去的人包括抗日人员、被怀疑从事情报活动者以及其他被拘押者，进入基地后便失去了自由。


部队内部把这些受害者称作“马路大”，日语原意是圆木。

人的姓名、经历和身份被这个称呼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实验对象的身份。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等病原体被用于人体感染试验，研究人员观察发病过程，再通过解剖查看器官变化。部分活体解剖没有使用麻醉，受害者在清醒状态下承受手术。

实验项目并不限于细菌感染。冻伤、毒气以及高温环境下的脱水实验，也被用于观察人体在极端条件下的变化。受试者无法拒绝实验，身体反应却被持续记录。人体在这里同时承担感染对象、观察对象和病理研究的作用。

为什么还要把人带到野外？

实验室里的感染观察，不能完全替代对细菌武器投放效果的检验。

第七三一部队将病原体培养、人体感染、病理解剖与野外试验连在一起，尝试研究细菌的传播和致病效果。野外试验结束后，受试者被运回基地继续观察，实验现场与室内研究由此衔接起来。

气象班测量风向和风速，实验人员记录病程，部队则掌握试验区域和人员运输，多个环节围绕细菌战研究运转。


第七三一部队也不是日本陆军唯一的细菌战机构。

南京的第一六四四部队、广州的八六〇四部队等机构，同样参与相关研究或行动。各部队的任务和活动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但日本军方发展细菌战的行动，已经超出了单一基地的范围。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第七三一部队开始破坏基地设施、销毁罪证，并杀害仍被关押的实验对象。建筑和设备遭到毁坏，部分记录消失，幸存下来的文件、遗址器具和人员证言却留下了线索。

宪兵队的移送记录能够追查人员去向，实验报告记录研究过程，病理标本和遗址实物则留下人体实验的痕迹。

人体实验的遇害人数至今无法精确统计。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根据相关档案与证言，已识别或关联确认1549名人体实验受害者；原队员供述则估计，1940年至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被用于人体实验。前者是已识别的受害者人数，后者是总体估计，不能混为同一项统计。

战后，追责与获取实验走向了不同方向。

1949年，苏联伯力法庭审判了12名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美国调查人员则在战后多次讯问石井四郎等人，获取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

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起诉相关人员进行过讨论，最终决定不公开起诉石井等人，获取研究成为其中的重要考虑。相关人员由此避开了美国法庭的公开审判。

平房基地留下的建筑残迹，保存下来的实验器具，以及宪兵队记录中的人员姓名，至今仍在指向那些被秘密送入基地的人。

有些受害者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有些人只留下零散的姓名和拘押记录。实验结束了，他们的去向却未必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