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天津的梨园名伶杨翠喜，当年名动津门。 段芝贵为攀附权贵，以一万二千两白银将她赎出，当作礼物献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借此谋得黑龙江巡抚一职，由此引爆晚清轰动朝野的杨翠喜案。

1907年，清廷刚刚任命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弹劾他的奏章便送进了朝廷。御史赵启霖指称，段芝贵花一万二千金买下天津女伶杨翠喜，献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还筹措十万金为奕劻祝寿，借此换取封疆大吏的职位。

事情闹开后，段芝贵的任命被撤销。朝廷派人赴天津调查，随后却认定赵启霖弹劾失实，将他革职。一个官员失去了即将到手的巡抚职位，另一个官员丢掉了御史职务，杨翠喜案就这样从一场官场丑闻变成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冲突。

段芝贵当时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办，是袁世凯直隶系统中的官员。载振时任农工商部尚书，徐世昌则任巡警部尚书。1906年底，两人奉命赴东三省考察，途经天津，段芝贵参与接待。此后发生的私人交往，成为赵启霖弹劾时的重要内容。

当时，清廷正准备改变东北的行政格局。
原先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由将军分别管理，改制后设置东三省总督和三省巡抚。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任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获授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项任命有明确的行政背景。东北官制调整需要重新安排地方军政官员，巡抚又是统辖一省政务的重要职位。段芝贵此前身处天津警务系统，此番突然获得黑龙江巡抚的任命，自然引起朝中关注。赵启霖的奏章恰好把这一人事变化与皇族关系、私人馈赠联系起来。

奏章所称的一万二千金，指向段芝贵购伶献人的指控；十万金则被说成庆亲王寿礼的款项。两项指控各有对象和用途。赵启霖认为，段芝贵借载振的关系攀附奕劻，以此谋取巡抚职位，并非正常的官员升迁。

清廷很快下令调查，同时撤去段芝贵的布政使衔，不准他继续署理黑龙江巡抚，改由程德全暂行署理。段芝贵尚未赴任，任命便已收回。

载沣、孙家鼐派员前往天津，调查杨翠喜的去向、相关商人的关系，并核查账簿。

调查报告称，杨翠喜由商人王益孙买作使女，留在其家中服役；王竹林与段芝贵没有往来，账簿中也没有所谓十万金款项。报告没有认定杨翠喜被献给载振，也没有查实段芝贵以寿礼换取巡抚职位。

朝廷依据这份报告，认定赵启霖没有详加查访，便以缺乏根据的言辞弹劾亲贵重臣，随即将其革职。载振也请求辞去有关差缺。段芝贵没有被正式定罪为献伶行贿，赵启霖却因奏劾失实失去官职，事情至此出现了另一层变化。

江春霖随后继续质疑调查结论，针对相关供词、买价和前后报道提出异议。
争议并未随着朝廷的处分而彻底平息。杨翠喜究竟如何进入王益孙家中，段芝贵是否曾经安排她接近载振，十万金寿礼是否实际交付，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赵启霖被革职就获得各方一致认可的答案。

同年，清廷内部围绕人事安排和权力分配的争斗继续发展。

奕劻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瞿鸿禨、岑春煊等人则与他们存在政治矛盾。杨翠喜案发生时，东北官制调整正牵涉重要职位的分配，御史弹劾又把私人关系与官员任命放在同一张奏折上。此后瞿鸿禨被罢免，岑春煊离开中枢，《京报》也遭停刊，丁未政潮逐渐扩大。上述变动各有直接缘由，杨翠喜案是其中一项重要争端，却不能解释全部结果。

段芝贵最终没有赴黑龙江履职，程德全暂时接掌巡抚事务。

赵启霖后来重新起用，载振也没有因这桩案件受到与段芝贵相同的撤职处分。清廷对案件的处理，留下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官场结果：一边是巡抚任命被撤销，另一边是弹劾者被革职。

杨翠喜原本是天津梨园中的女伶，后来被卷入权贵交往与官员任命的争议。

她没有参与东北官制的制定，也没有决定段芝贵能否赴任。清廷谕旨将她记作王益孙买作的使女，朝廷的处分却落在段芝贵与赵启霖身上。黑龙江巡抚的位置换了人，御史的官职也被收回，她的名字则留在这场官场风波的记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