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一名生意人欠下 2000 万债务，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飞机、高铁。

没想到，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靠着跑业务、谈订单，耗时多年还上了 1400 万，如今，距离上岸仅一步之遥。

程鑫（化名），今年 45 岁，早些年经营汽车配件厂，发展顺风顺水，生意最好的时候年销售额超 2000 万。

2000万是什么概念。一个做汽配的厂子，年销售额刚过线，利润满打满算也就一两百万。这笔债等于把他过去十几年白干，还得再搭进去十几年。
 
2015年资金链断的时候，117个债权人排着队把他告上法庭。厂子被查封，妻子走了，他从别人嘴里的“程总”变成了法院名单上的被执行人。走投无路那阵子，他跑到外地躲过，也动过轻生的念头，被救回来之后咬着牙说了句话：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
 
限高之后，飞机高铁全跟他没关系了。武汉到十堰，高铁一个多小时，他只能坐那趟最高时速一百二的绿皮硬座，晃六个多小时。
 
中秋那天晚上七点，别人在家吃团圆饭，他背着包在武昌站上车，就着一瓶橘汁啃月饼。对面坐了个同样皮鞋锃亮、头发梳得整齐的中年男人，两人聊了一路生意经，谁都没问对方叫什么。程鑫后来说，绿皮车上这副打扮的，多半都是被限高的欠债老板，大家心照不宣。
 
那趟车上装着的，是一群被速度拒之门外、还在拼命往前跑的人。
 
他去西安那次赶上暑运，只买到站票，花三十五块买份盒饭才在餐车换了个临时座位。高铁两个多小时的路，他坐了将近十二个小时，下车时脚底像踩棉花。那趟跑了八九天，花了两千多，接了几万块的订单，勉强回本。
 
几万块的订单，搁以前他可能看都不看一眼。现在他得坐十二个小时火车去谈，谈成了还得求老父亲把散了的工人一个一个喊回来赶工。
 
七十五岁的老爷子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坐在厂里打电话，一个一个叫。厂子两层楼一千二百多平，一楼设备多半用纸罩着，墙边停着一辆满是划痕的五菱面包车，运货全靠它。这就是他现在的全部家当。
 
有人说他傻。厂子都那样了，债务大头是银行的，个人借款也有一堆，往地上一躺说没钱，法院能怎样。限高就限高，绿皮火车不坐了，在家待着不行吗。
 
可程鑫说了一句话，把这种活法堵得死死的。“输了就要认，错了就要改，欠钱就要还。武汉人做生意，不能不‘讲味口’。”这话没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个生意人对自己信用的交代。他要是躺了，那117个债权人里那些借给他个人钱的老朋友，可能一辈子都拿不回自己的积蓄。
 
法院当年给他留了条活路。硚口区法院执行法官徐文娟没有硬拍厂子，用的是“活封”，资产不许私卖，但允许继续生产，每月从营收里按比例还债。
 
这个口子开对了。硬拍厂子，设备卖废铁，债权人和他一起血本无归。让他接着干，他还能挣钱还。到2019年3月他累计还了1120万，57起官司结了46起。后来法官换了人，徐文娟也走了，他还款的节奏没断过。
 
到现在他还欠六百多万，其中四百万对应三套房产抵押，剩下的是还没和解的零星债务。债权人从一百多个减到了十几个。
 
他说再拼几年，还清了，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这句话从一个坐了十一年绿皮火车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比任何豪言壮语都重。正常人坐高铁、坐飞机、中秋在家吃顿饭，这些东西他丢了十一年，现在还在往回挣。
 
这份诚信之所以让人动容，恰恰因为它的成本高到不划算。在一个人人都能算清楚“赖账比还钱划算”的时代，有人选了那条更笨、更慢、更疼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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